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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14, 星期六 15 及 星期日 16 8月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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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莱居尔 让富人支付养老金， “一个方向”

访谈。第 8-9 页

消防员罢工 面对努涅斯， 愤怒在升级

詹尼·因凡蒂诺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新泽西州）。DYLAN MARTINEZ. B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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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解放报 星期五 14, 星期六 15 及 星期日 16 8月 2026

社论

作者 亚历山德拉·施瓦茨布罗德 (ALEXANDRA SCHWARTZBROD)

肃清

在这个由自认为无所不能的独裁者主导的世界里，国际足联（Fifa）高层的公开危机反而让人感到某种宽慰。它表明，全能感会导致盲目，从而变得脆弱。詹尼·因凡蒂诺（Gianni Infantino）就是这样一个男人，自 2016, 以来，他一直从事着最卑劣的勾当和最下作的行为，而几乎没有人（公开地）对此提出异议；然而，在突然确信自己可以免于惩罚后，他做出了一个过分的错误决定，这个决定可能会让他无法再次当选这个强大足球协会的主席。

当然，结果尚未定论，此人拥有资源、人脉、手段和把柄。一切皆有可能。但随着他提出创建一个旨在管理世界杯商业和营销权利的子公司，裂痕已经产生，其中 20 % 的份额将出售给私人投资者，而排在首位的自然是特朗普家族的成员。

体育界在因凡蒂诺向唐纳德·特朗普颁发一个量身定制的“和平奖”时没有吭声，在他接受美国总统要求取消一名美国球员在上一届世界杯中的红牌时仅仅是咬牙忍耐，而这一次，体育界却愤怒地爆发了。

首先是强大的欧足联（UEFA）主席亚历山大·切费林（Aleksander Ceferin），他喊停了这一切，并从此动员所有可用力量，试图阻止因凡蒂诺的连任。如果后者只是损害国际足联的形象，尚可容忍，但如果他触及比赛，尤其是触及比赛的收入，那是绝不可能的！必须承认，这里涉及的资金数额巨大。

国际足联从一个非营利协会，逐渐变成了一个极具营利目的的协会。因此，有必要肃清其运作方式。因为仅仅更换领导层是不够的，必须重新审视其治理结构，防止一个人能将其仅用于自身及其朋友的利益，并在其中建立更多的民主。

尚未对当前危机做出反应的赞助商们，最好仔细考虑一下。

詹尼·因凡蒂诺在华盛顿椭圆形办公室的一次关于世界杯的会议上。

让因凡蒂诺

陷入动摇的这两周

这位看似不可撼动的世界足球掌门人，原本在 2027 年的连任之路上胜券在握，但由于他提出建立一个向私人投资者开放的商业子公司，导致其信誉在瞬间大打折扣。现在，他不惜一切代价试图挽回局面，并争取那些犹豫不决的人。

作者： ROMAIN MÉTAIRIE 与 SAMUEL RAVIER-REGNAT

这个周六 18 日 7 月，正值足球世界杯决赛前夕，五名男子在曼哈顿中心地带的豪华酒店华尔道夫酒店的一个角落里低声交谈。他们全部是国际足联（Fifa）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构成了其上司詹尼·因凡蒂诺的亲信圈。他们的老板此刻无疑显得前所未有地强大。他与唐纳德·特朗普共同筹备的赛事即将落下帷幕，利润预计将接近 90 亿美元（78 亿欧元），这在体育赛事中是前所未有的收入。“GI”必须在这次进程中让自己变得几乎不可触碰，并确信在 2027 年 3 月的下一次国际足联大会上能够获得一场辉煌的连任。

然而，人们的神情却十分严肃。因凡蒂诺给他们的时间直到午夜，要求他们对一份极具争议的文件表态。这种项目足以永远改变足球。该计划可以用三个字母概括：FFE，即 Fifa Forward Enterprise。这是因凡蒂诺希望建立的商业子公司的名称，该公司将管理国际足联世界杯的营销和商业权利，其中 20 % 的股份将出售给私人投资者。在五名投票者中，至少有一人知情：丹·奥图尔（Dan O'Toole）是因凡蒂诺的忠实追随者，早在 2010 年代初他在欧足联（UEFA）活动期间，就已被秘密委任负责该项目的理论构建。相比之下，其他成员则坚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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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1 月 2025. BRENDAN SMALOWSKI. AFP

此前对此一无所知。该项目以三票赞成、两票反对获得通过。只有布列塔尼人、该机构的 3 号人物凯文·拉穆尔（Kevin Lamour）和瑞士人、财务总监托马斯·佩耶（Thomas Peyer）投了反对票。这次会面十天后，该计划的大纲在《泰晤士报》和《金融时报》上泄露。措手不及的国际足联匆忙发出了一份解释性公告。但为时已晚：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因凡蒂诺认为自己可以长期稳坐的宝座开始四处出现裂痕。

一条“红线被逾越”

当负责引导潜在投资者的机构身份被揭露时，争议进一步升级：该机构是 Thrive Eternal，一家美国投资基金，其负责人正是约书亚·库什纳（Joshua Kushner），他是贾里德（Jared）的兄弟，而贾里德是唐纳德·特朗普的女婿。因凡蒂诺与库什纳家族相识已有十年。当时，贾里德参与了 2026 年世界杯的申办活动，而那时赛事尚未确定由美国举办。在国际足联总部苏黎世的办公室内，几位高层在世界杯临近之际，已经在私下议论特朗普与因凡蒂诺之间这种成问题的亲近关系。作为反抗阵营的领头羊，统领欧洲足球的欧足联（UEFA）认为一条“红线被逾越”，并威胁要抵制国际足联的赛事。代表北美和中美洲地区的中北美及加勒比足联（Concacaf）很快加入了批评阵营，随后是亚洲足联（AFC）。这未必会让因凡蒂诺感到担忧。这位具有意大利-瑞士-黎巴嫩血统的人经历过更多风波。毕竟，他不是在两次事件中毫发无损地脱身了吗？（续 4 页）

在欧足联，亚历山大·切费林：比赛中的另一个关键人物

多年来，这位欧洲足球掌门人对詹尼·因凡蒂诺持有明显的敌意，他正领导着一场可能使其下台的反抗运动。

在6月11日世界杯的第一天，亚历山大·切费林向国际足联发出了一封正面挑战的信息。索马里国际裁判奥马尔·阿尔坦（Omar Artan）被美国拒绝入境并被排除在赛事之外，而世界足球最高管理机构对此未提出任何异议；然而，他却被邀请在巴黎圣日耳曼与阿斯顿维拉的顶级欧洲超级杯比赛中担任主裁判。这位欧洲机构的掌门人简短地评论道：“足球是为了拉近人们的距离，欧足联希望以此表达对奥马尔及其卓越裁判能力的尊重。”周三，这位索马里人成为了萨尔茨堡的主要焦点，在开球前，两队的球迷都对他表示了欢呼。还能有比这更恰当的时机吗？这次成功的公关行动增加了对詹尼·因凡蒂诺领导的国际足联的压力。自7月底媒体披露一项计划创建向私人基金开放的商业子公司的项目，引发一场令人眩晕的危机以来，这位斯洛文尼亚领导人就一直在与其斗争。对于欧足联来说，现在是

摊牌时刻：该组织威胁要抵制国际足联的赛事。主导这一切的是一位58岁的男子，其职业轨迹在某些方面与因凡蒂诺相似。与对手一样，亚历山大·切费林也是一名法律专家，他同样利用了震惊世界足球的腐败丑闻以及前任米歇尔·普拉蒂尼被禁赛的机会，在2016年登上了管理机构的顶峰。此后，这位出生于卢布尔雅那的前斯洛文尼亚足协主席两次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通过欢呼被连任。但亚历山大·切费林为人低调，不热衷于喧闹的媒体亮相，也不喜欢出现在独裁领导人身边——而后者正是詹尼·因凡蒂诺获得其糟糕名声的原因。在十年的任期内，这位欧足联掌门人多次与这位瑞士领导人产生分歧。

导火索。 国际足联主席在2022年推动的每两年举办一次世界杯（目前为四年一次）？这位斯洛文尼亚人曾将其痛批为“纯粹是个坏主意”。而首次于2025年举办且威胁到各国国内联赛或欧足联冠军联赛的超大规模世俱杯？他早在2019年就警告称，这是“一场消耗所有人精力的有问题的小规模战争”。这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多年来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但切费林——一名空手道黑带且年轻时曾踢过球的人——此前一直努力维持对话。

两人之间维持着一种明显的敌意，而近几个月来，世界足球掌门人与唐纳德·特朗普之间公开的亲近关系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绪。在世界杯期间，因凡蒂诺在取消美国前锋福拉林·巴洛贡（Folarin Balogun）所获红牌时，对美国总统表现出的顺从态度令这位斯洛文尼亚人感到愤怒。几天后，这位欧洲机构主席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西班牙与阿根廷之间的决赛。这就像是一个信号，表明两个组织之间的冲突即将恶化。现在只差一个借口，而创建商业子公司的计划最终成为了点燃火药桶的导火索。

只要能将因凡蒂诺拉下马，这位斯洛文尼亚人就将赢得他在执掌欧足联期间最辉煌的战绩。但如果将这场冲突简单地概括为切费林扮演“好人”而因凡蒂诺扮演“坏人”，那就太简单了。首先是因为切费林“属于那些促成詹尼·因凡蒂诺诞生的人之一。在担任斯洛文尼亚足协主席期间，他参与了因凡蒂诺的选举”，一名国际足联前高管如此回忆道。

他为人低调，不热衷于媒体曝光，也不喜欢在独裁领导人身边露面。

此外，在三个任期内，这位斯洛文尼亚人经历的尴尬时刻比辉煌时刻更多。

圣但尼的惨败。 在最轰动的事件中，由包括皇家马德里、巴塞罗那以及其好友安德烈亚·阿涅利（切费林是他女儿的教父）领导的都灵尤文图斯在多家欧洲豪门背后策划的、注定失败的“超级联赛”计划，让他完全措手不及，并被视为其缺乏权威的例证。随后提出的欧冠联赛改革方案——将参赛球队从32支扩大到36支并采用新赛制，即便这会进一步增加赛程压力——被认为是为了让豪门俱乐部走出僵局而提供的一种补偿。

他的统治时期还被2022年在法兰西体育场举行的混乱欧冠决赛所玷污，当时圣但尼（塞纳-圣但尼省）出现了球迷被困且发生暴力冲突的情况。由欧足联委任调查此次惨败的专家小组得出结论，欧足联在圣但尼安全行动的监督职责上存在缺失，应承担“首要责任”。最重要的是，这次失败还伴随着严重的裙带关系嫌疑，因为负责安全的人员是其亲密好友泽利科·帕夫利察（Zeliko Pavlica）。当时，《卫报》的一项调查揭露了人们对欧足联治理的深切担忧，认为其体制具有独裁色彩，且切费林的私人关系在组织文化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这位斯洛文尼亚人毫无动摇地度过了危机，并设法保住了职位。

周三在萨尔茨堡，他与非洲足联主席帕特里斯·莫特塞佩（Patrice Motsepe）以及巴黎圣日耳曼主席兼欧足联执行委员会成员纳赛尔·阿尔-赫莱菲（Nasser al-Khelaifi）进行了会谈。他的名字出现在因凡蒂诺潜在继任者的名单中。因凡蒂诺曾在2024年表示想要退休，主要是因为他感到“疲惫”且“远离家人”。一名国际足联前领导人评价道：“他有足够的权威去接任。但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在欧足联，有富裕的足协，有欧冠联赛。而国际足联简直是一个绝对的噩梦，到处都是问题。”

R.Mé. 和 S.R.-R.

欧足联主席亚历山大·切费林，周三在萨尔茨堡（奥地利）。BANDIC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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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近年来最具争议的事件之一？将国际足联和平奖授予唐纳德·特朗普，以及在同一位特朗普呼吁后撤销福拉林·巴洛贡的红牌，这些行为遭到了许多反对者的猛烈抨击。“这是对规则的违背，但没有人公开批评这一点。他们（国际足联成员）纵容了这个男人，”FairSquare（一家致力于体育透明度的非政府组织）主席尼克·麦基汉（Nick McGeehan）叹息道。每次在这种情况下，因凡蒂诺都是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行动，事先并未通知国际足联理事会的其他成员，而理事会本应是共同做出重大决定的机构。

治理中的垂直化管理令外界和内部都感到愤怒：7月31日，危机出现了新的转折，负责规划国际足联未来的首席顾问卡洛斯·科尔代罗（Carlos Cordeiro）辞职。这位前高盛银行家在世界杯筹备期间负责与白宫的联络，曾是因凡蒂诺的亲信之列。几小时后，轮到凯文·拉穆尔（Kevin Lamour）与他的上司公开决裂。作为一名在因凡蒂诺麾下工作超过15年且通常在媒体面前保持绝对低调的合作者，拉穆尔决定写信给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表示员工们因其缺乏透明度而被“欺骗”，且员工们“理应获得比轻视和恐吓更好的对待”。拉穆尔警告称：“这是一个人的计划。这个计划不仅不应该实现……而且足球政治领导人们现在是时候提出正确的问题并做出正确的决定了。”

“被荣耀吸引”

“今天发生的一切在预料之中，”一名该机构的前高管向《解放报》叹息道，“詹尼·因凡蒂诺的性格一直如此：他被荣耀和金钱所吸引。他勤奋，但心机深沉，擅长操纵且阴险。”在来自各方，包括赞助商（“至少有一家考虑发表公开声明”）的压力下，因凡蒂诺最终决定放弃此事，并在7月31日深夜至8月1日凌晨宣布撤回FFE项目。这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2018年，他曾与日本软银银行达成一项为期12年、金额达250亿美元（216 亿欧元）的协议，旨在推出包括扩军后的俱乐部世界杯在内的新赛事，但随后又撤回了决定。而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在经历了一系列争议而受损的世界杯之后，FFE项目看起来像是一个凭空出现且过分的举措。“这是伊卡洛斯的神话。他飞得离

7月19日，纽约，詹尼·因凡蒂诺在世界杯决赛后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一起。

太阳太近了，”一名消息人士如此形容。最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能证明这种强行将足球私有化的正当性。在财务上，国际足联并未陷入危机。相反，它拥有大量流动资金。“数十亿美元的储备且没有任何债务，”卡洛斯·科尔代罗在宣布离职的文本中总结道。

在放弃该项目并公开“道歉”后，因凡蒂诺陷入了沉默。除了在Instagram上发布帖子赞美基利安·姆巴佩或西班牙中场罗德里的才华外，几乎没有其他动作。这位不可撼动的主席是否依然屹立不倒？显然并非如此。反击很快到来。8月5日，他将心腹召集到国际足联位于摩洛哥萨累的区域总部。这场危机会议持续了七个小时，因凡蒂诺借此机会展示肌肉。该机构在当天结束时发布公告称：“出席会议的国际足联理事会成员重申，他们全力支持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他是由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选出的唯一负责人。”几天前，极其忠诚的秘书长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曾在内部邮件中对组织内部“一系列令人悲伤且应受谴责的事件”表示遗憾，而现在他已回到其领导身边，迅速回归阵营。相比之下，凯文·拉穆尔不在场，阿申·温格——这位阿森纳标志性的前主教练及现任国际足联全球足球发展总监——同样不在场。他们公开的批评显然令管理层不满。该组织宣布：“由于项目已被放弃，现已商定，国际足联将不再容忍任何对其完整性的攻击。”

“他希望局面能平静下来”

8月7日，詹尼·因凡蒂诺飞往哥伦比亚的卡利，参加极右翼新总统阿贝拉尔多·德·拉·埃斯普里埃拉（Abelardo de la Espriella）的就职典礼。这已成习惯：这位出生于瑞士瓦莱州的土著喜欢与全球的威权领导人同框，尤其是他的好友唐纳德·特朗普，后者曾给予他坚定不移的支持——“如果国际足联出于任何原因，哪怕只是瞬间考虑更换其主席，那都将是一个可怕的错误”。

这位世界足球掌门人正努力让自己的任期像没发生过任何事一样继续进行。《解放报》采访了国际足联前传播总监亚历山大·科赫（Alexander Koch），他评估道：“他将尝试一切办法以避免开启新的战斗。他希望局面能平静下来。”与此同时，从摩洛哥到哥伦比亚，这位主席正在盘点他的盟友，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坚持到2027年3月的下一次大会。欧足联是一个历史宿敌。理论上，欧足联拥有足够的票数来召开特别大会以寻求可能的罢免。但结果仍不确定：亚足联（AFC）和中北美及加勒比足联（Concacaf）虽然跟在欧洲人后面，但内部存在分歧。在亚洲，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十几个协会已经向这位法律专业出身的人承诺了投票。希望举办2029年世俱杯的墨西哥也与中北美及加勒比足联发起的攻击保持距离。

因凡蒂诺的堡垒——非洲足联（CAF）“一致重申支持”这位备受争议的领导人，但其主席帕特里斯·莫特塞佩（Patrice Motsepe）周三在萨尔茨堡会见了欧足联主席亚历山大·切费林（见第3页），且很少有国家公开宣布其意图。因凡蒂诺长期被对手指责为搞“客户主义”，他还有八个月的时间去说服犹豫不决者并安抚反对者。据英国媒体报道，他可能已向摩洛哥承诺，只要其支持他，就让摩洛哥举办2030年世界杯决赛。约旦足协主席阿里·本·侯赛因王子（Prince Ali ben al-Hussein）则指责道：“在世界杯期间，有人口头告知我，支持因凡蒂诺将极大地帮助我们的足协。”

在因凡蒂诺的对手中，现在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谁能聚集足够的人数支持自己，从而在下次大会上将其拉下马？在因凡蒂诺独掌大权的十年统治期间，内部没有出现任何脱颖而出的领袖人物。欧足联主席亚历山大·切费林已经表示，希望在任期结束后退后一步。挪威足协那位好战的主席莉丝·克拉文内斯（Lise Klaveness）？一名国际足联前地区高管笑着说：“即使是对欧足联的人来说，她也太激进了。”巴黎圣日耳曼（PSG）和欧洲俱乐部协会（EFC）掌门人纳赛尔·赫莱菲（Nasser al-Khelaifi）？他的国家卡塔尔支持因凡蒂诺。曾在2016年败给詹尼·因凡蒂诺的亚足联主席萨尔曼·本·易卜拉欣·阿勒哈利法（Salman bin Ibrahim al-Khalifa）正在考虑提交申请。

另一个被频繁提及的名字是中北美及加勒比足联负责人维克多·蒙塔利亚尼（Victor Montagliani）。一位对该组织内幕非常了解的人士希望：“必须找到没有政治野心、愿意只任一届并进行大清理的人，而不是那些想干3届的人。足球现在最需要的是过渡、平息冲突和重新梳理。”另一位前高管断言：“如果3月份投票，因凡蒂诺会赢。但如果没有欧洲人的支持，他能做什么？”放弃FFE项目并未说服欧足联，后者维持其抵制国际足联赛事的威胁，并要求詹尼·因凡蒂诺直接辞职。这是虚张声势还是极限施压？将于9月5日在波兰开幕的20岁以下女足世界杯将使情况变得更加明朗。 ➡

达里·L·迪克，加拿大新闻社，美联社

卡尔·贝西内，盖蒂图片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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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足联已变成一台巨大的现金机器”

研究员卡罗尔·戈梅斯（Carole Gomez）回顾了该组织的起源——它最初是以非营利协会形式成立的，这与现任主席计划向私人资本开放的方向截然相反。

“史上最精彩的世界杯”：这就是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在赛事闭幕新闻发布会上对 2026 年世界杯的评价。而这同时也是最赚钱的一届。据《卫报》报道，在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之间进行的为期六周的比赛中，这个全球足球管理机构获得了 150 亿美元（130 亿欧元）的收入，远高于预期的 110 亿。洛桑大学体育科学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卡罗尔·戈梅斯分析了该全球足球管理机构多年来的演变。

最初，国际足联成立的目的是什么？

它于 1904 年在巴黎成立，具有非营利协会的地位。在其章程中——且至今依然如此——没有明确提到任何经济逻辑。其第二条关于组织目标的规定指出，该机构的目标是发展足球、组织赛事、制定比赛规则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这项运动。

然而，金钱无处不在？

非营利协会是国际足联的法律地位。而现实是，它已经变成了一台巨大的现金机器。热罗姆·尚帕涅（Jérôme Champagne，1999 年至 2010 年间担任秘书长，编者注）曾提醒人们，在 1974 年，它只有八名员工，仅组织一项（男子）赛事，并且需要向苏黎世的银行借款以维持生存并支付工资；而今天，它遍布多个大洲，在苏黎世、巴黎、纽约、拉巴特、雅加达设有办事处。从一个在巴黎一座建筑后院成立的小协会，演变成了一家产生数十亿收入的跨国公司。而且，它还主张拥有近乎国家级别的权力。

“时机令人质疑：考虑到 2026 年的卓越业绩及其拥有的储备金，寻求外部投资者的意义何在？”

因凡蒂诺的“国际足联前行企业”（Fifa Forward Enterprise, FFE）项目是否代表了这一金融化进程的顶峰？

在某种程度上，国际足联在 Ö3 Haselange（1974 年至 1998 年间担任主席）上任后确实经历了指数级增长，随后由塞普·布拉特（Sepp Blatter，1998 年至 2015 年间担任主席）予以确认，并由因凡蒂诺将其推向极致。金融化在 2026 年世界杯期间尤为明显，人们试图最大化每一分利润，包括对票价极高的动态定价，以及通过“清凉暂停”在决赛中场休息时增加广告展示，这让人强烈联想到超级碗（Super Bowl）。这是足球的美国化。但在此时推出 FFE 项目依然难以理解。

为什么？

时机令人质疑：通常情况下，这种策略可见于企业遇到困难并因此寻求外部投资者时。而现在，考虑到国际足联 2026 年的卓越业绩及其拥有的储备金，这样做对它有什么好处？这是一种非常短视的局面观：尽可能快地捞钱，而忽视中长期的后果。因凡蒂诺的顾问、在金融领域拥有丰富经验的卡洛斯·科尔代罗（Carlos Cordeiro）在离职时甚至直言：这对成员协会、对国际足联以及对足球来说，都是一笔亏本买卖。那么，赢家是谁？

两周以来，全球各地的成员协会和成员国纷纷做出反应。但有一个重要的缺席者……

人们在广泛讨论詹尼·因凡蒂诺（Gianni Infantino）亲信圈的反应，以及包括欧足联（UEFA）、中北美及加勒比足联（Concacaf）和亚足联（AFC）在内的各大足联的反应，它们已联合起来向因凡蒂诺施压。但还有第三类参与者保持着沉默：经济参与者。到目前为止，赞助商尚未正式提出抗议。然而，他们可能会发挥作用：2015年，当这家苏黎世机构被“FIFA门”（组织内部的一起腐败丑闻）击中时，正是由于那些威胁要撤资的赞助商施加的压力，使得尽管在风暴中得以连任的布拉特最终辞职。而如今，这些赞助商还没有发声。也许，这是一个平静期，旨在不过快地表态支持任何一方。接下来的看点将在于理解为什么这个项目会在那个时间点——紧接在世界杯之后——启动，投资者是谁，谁参与了其执行，谁被邀请了，以及谁拒绝了。

由卡米尔·福克尔（CAMILLE FAUQUEUR）采访记录

全夏报刊亭

犯罪小说特刊

解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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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作者 ABUBAKAR MUKTAR ABBA

驻马伊杜古里（尼日利亚）记者

摄影 GARBA BAKURA

27岁的穆罕默德·阿里穿着一件黑色长袍，戴着一顶精致的刺绣圆帽。此时是马伊杜古里的正午，太阳正处于顶峰。在学校的院子里，几棵树提供了阴凉，穆罕默德在这里回忆起他在约贝州达马图鲁度过的童年，那是尼日利亚东北部博科哈拉姆（Boko Haram）起义后的那些年。他轻声说话，语气几乎显得漫不经心。但当他提到一段深刻的回忆时，他会身体前倾，双手比划着，仿佛曾经那个孩子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进行解释。“我们都是博科哈拉姆，”他说。在孩童时期，穆罕默德在朋友、社区里年龄较大的男孩以及家里的父母之间，听着关于这个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对话长大。他记得这些讨论对该组织极其有利。“我听到的所有内容都是，博科哈拉姆的行为是值得赞赏的，而政府是错误的。”

他记得关于博科哈拉姆追随者与安全部队之间冲突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讲述了尼日利亚士兵枪杀了该组织的成员，因为他们拒绝在骑摩托车时佩戴头盔，认为这会妨碍他们的胡须和头巾。博科哈拉姆的出现时间与穆罕默德·阿里大致相当。该运动于 2000, 年初在国家东北部兴起，由当地传教士穆罕默德·尤苏夫领导，他拒绝西方类型的教育并谴责当局的腐败。在 2009, 年尤苏夫在拘留期间死亡后，该运动演变为一场武装起义，此前的一场持续五天的起义导致约一千人死亡——其中包括该教派成员、安全部队人员和平民。

“我们也曾奔赴战场”

穆罕默德和他的某些朋友一样，那时就不喜欢学校。在听着赞美博科哈拉姆成员的布道和叙述时，他们开始想象自己变得像他们一样。“我们想成为战士，就像他们在布道中被美化成的那样。他们是我们的榜样。”穆罕默德解释说，当时达马图鲁的博科哈拉姆追随者还没有公开拿起武器对抗政府。但该运动的意识形态已经在社区内部成为公开讨论的话题，穆罕默德记得听到成年人说该组织始终处于“正确的一方”。男孩们开。

“他们曾是我们的榜样”：在尼日利亚，与博科哈拉姆共同成长

与该国东北部的数百万儿童一样，穆罕默德·阿里（Mohammed Ali）和阿布巴卡尔·阿巴·卡卡（Abubakar Abba Kaka）曾被圣战分子的战士们所吸引，但由于亲人的警觉，他们免于被招募。他们向《解放报》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见证

8月6日，在迈杜古里的穆罕默德·阿里。

开始模仿他们所见所闻。他们用石头摆出建筑的轮廓，搭建了自己的临时清真寺。他们模仿该团体的祈祷方式和唤礼词。他们的游戏就像发生在周围的冲突一样。“我们也出征打仗，”穆罕默德解释道。邻近街区的男孩们则扮演警察的角色。

穆罕默德和他的朋友们自豪地称自己为博科哈拉姆（Boko Haram）。“那是一场严肃的战斗。我们就像是该团体的缩减版。”男孩们用自行车辐条制作假手枪，并用火柴头充当火药：将火柴头敲击在硬表面上，就会发出爆裂声。他们还使用鞭炮来模仿枪声。当许多孩子同时发出这些声音时，噪音就接近于一场枪战。今天让他感到惊讶的不仅是他们那样玩耍，而且没有人阻止他们。“我原以为父母会惩罚我，”他回忆道，“但他们从未这样做过。”男孩们还制作弹弓。穆罕默德记得曾用弹弓瞄准经过的基督教女孩和妇女，在向她们射击后迅速逃跑。“有一天，我击中了一名妇女，她向我的父母举报了我，”他讲述道，“他们只是向她道歉，并没有责备我。于是，我们变得更加大胆。”当时，穆罕默德认为这些行为只是顽皮。现在回想起来，他从中看到了更令人不安的东西：这是在他周围日益蔓延的宗派敌意的早期表现。然后还有拉多（Lado）。穆罕默德记得，拉多是一个和街区其他男孩相似的男孩，年纪稍大一些。他有时会携带弓箭。大家都知道拉多加入了博科哈拉姆。没有一个长辈公开命令孩子们远离他。没有人限制他们与他的接触。据穆罕默德回忆，也没有人公开批评他。相反，男孩们崇拜他。拉多告诉他们，他现在是一名战士。对于穆罕默德来说，这使他成为了一个榜样。他已经加入了穆罕默德和朋友们梦想加入的那个圣战团体。男孩们花时间陪伴拉多并模仿他。他们并不掩饰自己的崇拜。有一天，人们再也无法远离这场冲突。在阿布巴卡尔·谢考（Abubakar Shekau）的领导下，博科哈拉姆迅速将其影响力扩展到博尔诺州、约贝州和亚达马瓦州。2011, 博科哈拉姆发生了演变，从一个基本上是地方性的运动转变为一场日益血腥的起义，在尼日利亚东北部频繁发动炸弹袭击、暗杀和袭击。随着暴力的升级，穆罕默德和他的朋友们对这些事件产生了迷恋，而非恐惧。2011, 男孩们开始听到枪声。这一次，是真的枪声。“我们非常兴奋，”穆罕默德讲述道，“我们循着声音追过去。有时，我们能看到射击者，并拿自己与他们比较。我们经常说：他们甚至不比我们大！”

被父母 带离400公里之遥

2014年，博科圣地（Boko Haram）袭击了达马图鲁（Damaturu），短暂控制了部分街区并占领了州长办公室。穆罕默德记得，当战斗员在街头挑衅时，人群聚集在一起：“我们大喊‘真主至大’！”当时的博科圣地正处于其军事力量的巅峰。次年，该圣战组织对领土的控制达到顶峰，约有十座城市被其掌控：阿布巴卡尔·谢考（Abubakar Shekau）在那里宣布成立哈里发国。此时，他的父母开始意识到穆罕默德本人尚未察觉的事情。他们对儿子与拉多（Lado）之间的友谊感到担忧。他们最终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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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尔诺州（Borno）首府迈杜古里（Maiduguri），8月6日。正是在这个尼日利亚东北部的州，伊斯兰极端组织博科圣地诞生。

定将穆罕默德及其兄弟姐妹迁离达马图鲁，将他们送到北方的卡诺（Kano）亲戚家中。

当时，穆罕默德不理解这个决定。他只知道自己要离开。这是他第一次前往距离家约400公里的卡诺州。全家人沿公路旅行，离开了他成长所在的街区，以及那些与他一起围绕博科圣地构建起一个世界的男孩们。他记得自己很想念朋友们以及他们聚集的那座临时清真寺。后来，当穆罕默德住在卡诺时，他得知拉多被军队逮捕并关押在军营中。他讲述道，拉多随后被杀。随着博科圣地暴行的升级，穆罕默德开始明白父母为何将他带离那里。“如果我们留在达马图鲁，我们肯定也会加入那个组织，”他承认。博科圣地现在杀掉任何反对它的人：安全部队、基督徒、社区领袖和宗教人士。随后，穆斯林和清真寺也成为了圣战分子的目标。就在那时，穆罕默德意识到该组织不放过任何人。他再也无法忽视童年时的崇拜对象与血腥起义现实之间的鸿沟。穆罕默德回想起那些加入博科圣地的熟人。他说，很多人被杀了。有些人处决了反对他们加入该组织的亲属。相反，有些人得到了父母的支持，尤其是母亲的支持。穆罕默德讲述道，有些母亲甚至将儿子的武器藏在床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在2017年估计，2013年至2017年间，尼日利亚东北部有超过3500名儿童被武装组织招募，其中大多数年龄在13至17岁之间。该联合国机构明确指出，这一数字仅包括经过核实的案例。从2015年起，一次区域性军事攻势将该组织赶出了大部分领土，

但冲突仍在继续。2016年，博科圣地分裂成两个敌对派系，其中一个更名为伊斯兰国西非省（Iswap）。如今，尽管经过多年的军事行动，这两个分支在尼日利亚东北部的某些地区依然活跃。像穆罕默德一样，二十年来，数百万尼日利亚儿童被周围的暴力、人口迁移以及关于博科圣地的矛盾叙事所标记。这场冲突不仅塑造了那些拿起武器的众多人员，也塑造了更多在圣战起义阴影下成长的人。阿布巴卡尔·阿巴·卡卡（Abubakar Abba Kaka）医生就是其中之一。在迈杜古里大学的大学兽医医院里，这位33岁的医护人员坐在一把塑料椅子上

候诊室里，他时不时地整理一下套在长袍（caftan）外的实验白褂。房间里弥漫着漂白剂和除臭剂的味道。“我不应该在这里，”阿巴（Abba）说道。他在2000年代初在巴马（Bama）长大，当时该市尚未成为博科圣地（Boko Haram）起义的主要受影响地区之一。

“本·拉登曾是个英雄”

在迈杜古里（Maiduguri）完成中学学业后，阿巴希望成为一名教师。但他无力支付巴马师范学校的学费。在沮丧之中，他决定走一些童年好友走过的路：他收拾好行囊，买了一块木制写字板，准备前往巴马附近的邻村恩古罗索耶（Nguro Soye）学习古兰经。他的母亲阻止了他。她流着泪说服他留下，并警告他激进化的危险。阿巴最终听从了她的建议。多年后，他意识到了这个决定的重要性。“所有我认识的、前往恩古罗索耶学习古兰经的人都加入了博科圣地，”他讲述道。阿巴的回忆

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那时博科圣地尚未成为尼日利亚东北部的主要反叛力量。他记得在2004年听说过一个受阿富汗塔利班影响、在格沃扎（Gwoza）附近的曼达拉山脉（Mandara）活动的武装团体，并看到人们欢呼其战士。当时，奥萨马·本·拉登是另一个被崇拜的人物。这位基地组织头目挥舞着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的照片在家庭、街道和公共交通工具中流传。“我们长大时认为本·拉登是个英雄，”他解释道。在博科圣地出现之时，“一些儿童和成年人的思想已经对该意识形态产生了接纳感”。阿巴回忆道，对于博尔诺州（Borno）的一些穆斯林来说，穆罕默德·尤苏夫（Mohammed Yusuf）的运动被视为一场反抗政府腐败的起义。这促使人们大规模加入该教派。

“如果他们反对教育，那么我就要学习到时间的尽头，”他如今坚定地表示。这是他与博科圣地的个人斗争，该组织的名字意为“西方教育是罪恶”。如今，阿巴正在迈杜古里大学攻读兽医生物化学硕士学位。 ➡

“我们能看到那些枪手，并拿自己与他们比较。我们会想：他们并不比我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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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记录员： 莉莉安·阿莱马尼亚（LILIAN ALEMAGNA）、 瓦莱丽·阿科（VALÉRIE HACOT） 以及 伊斯梅里·韦尔格（ISMÉRIE VERGNE）

《解放报》周二的头版聚焦于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执政十年后的经济预测失误，这让自10月起担任经济财政部长的罗兰·莱居尔（Roland Lescure）感到“有些恼火”，他希望为总统的政绩进行辩护。这位“自2017年起就处于马克龙经济核心”的人主张其政策有利于经济活动和就业，而此时失业率正重新上升，赤字也在扩大。在总统大选前九个月，他担心竞选活动会掩盖并恶化秋季的预算讨论，而这场讨论预料将是“困难的”。不过，该部长拒绝确认并评论《世界报》周四的一则消息，该消息称2027年预算中的赤字目标将被适度设定在4.9%，这将严重危及2029年回归3%的目标。

尽管自2017年以来进行了五次失业保险改革，但失业率处于202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是否意味着曾承诺实现充分就业的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失败了？

2017年，埃马纽埃尔·马克龙选择了倾向于经济活动和就业的政策，而不是像其他人几十年来那样：选择倾向于失业。他们花费大量资金进行补偿，而没有真正地引导那些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的人。针对低收入者和年轻人的就业补贴耗资巨大，且被错误地描述为通往就业的阶梯，结果却被证明是通往贫困的隧道。我们终止了这些政策，这在当时为我们赢得了批评。我们全力投入到重返就业、培训和学徒制等机制中……自2017年以来，我们的年度新学徒人数已从600 000增加到110 万以上。总共有600万年轻人参加了职业培训。改革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方式、失业保险和养老金制度，属于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实际影响的决定性且勇敢的进展。得益于《充分就业法》，我们的失业者引导系统得到了重新激活。但无论是在时长还是补偿水平方面，该系统仍是欧洲最慷慨的系统之一。

然而，即使是前总理伊丽莎白·博尔内和爱德华·菲利普也分别认为目前的情况“令人担忧”和“令人警觉”。如今，在2017年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的3,600万法国人现在已被纳入其中，其中包括110 万名老年人。包括第二季度末在内，法国的就业人数在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两个五年任期内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15-64岁人群的就业率从2017年的65%上升至69%。法国的就业人数超过3000万，而2017年仅为2700万。这些长期成果并未使法国免受国际和国内形势波动的影响。不可否认，今年国家同时遭受了巨大的外部冲击——伊朗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以及一些临时冲击，如热浪和火灾，这些直接影响了法国的若干部门。

失业率已经连续6个半年上升，这不能仅用短期因素来解释。

在2021年至2025.之间，失业率一直持续低于7,5%。如今，失业率处于8,3%，如果我们剔除那些原本领取RSA（积极团结收入）且现在被计入失业者（而当时未被计入）的人员，失业率将为7,9%。失业者此前被各种机制掩盖，我们希望恢复数据的真实性。因此，失业率确实恶化了，但这反映了国家面临的重要挑战，特别是伊朗冲突。我尤其不想给人一种工作已经完成的印象。当我听到总统大选中层出不穷的候选人告诉我们他们能在五分钟内解决所有问题时，我对他们说，没问题，请便。但作为自2017年以来处于“马克龙经济学”核心的人，我可以向您保证，实施那些即使在中期能见效但在短期内经常被诟病的政策并非易事。

2027年的预算预计将非常复杂……

我们正处于其准备工作的最后冲刺阶段，而且确实预示着困难。在四十多位总统候选人中，将有一位继承即将通过的预算。因此，我对这些候选人有一个信息：请帮助我们通过一份严肃的预算，这对你们来说也许不是一份理想的预算，你们在当选后可以对其进行修正，但它至少能消除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并为 2027. 提供一份我希望是合理且有雄心的经济路线图。在这样做的时候，必须继续优先考虑我们经济的投资和竞争力。对包括税收优惠和低效支出在内的多项机制进行反思将至关重要。必须让企业放心，以便它们继续投资。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无法避免使用特别法，法国经济将面临切实存在的风险：预算脱节的风险、在发生类似 Ormuz 类型的危机时因无法支持经济而导致停滞不前的风险，以及无法进行任何新投资从而损害我们企业竞争力的风险。特别法是一个枷锁，新的行政当局在 2027 年 10 月之前将无法从中脱身。

罗兰·莱居尔 2023. DENIS ALLARD

人们在讨论针对最富裕退休人员的“空白年”以及对家庭政策的收紧。这两个议题是否在讨论议程上？

购买力在 2017 和 2026. 之间有所增长。退休人员的购买力得到了充分保障，甚至在乌克兰引发的通胀危机期间有所增加。谈论“空白年”没有任何意义。关于富裕退休人员为恢复工作做出贡献的问题，例如通过更温和的养老金指数化调整，值得被提出。这些选择

罗兰·莱居尔

“富裕退休人员贡献的问题值得被提出”

涓滴效应失败、失业率回升、赤字恶化……这位贝西宫（财政部）的现任负责人回顾了马克龙两个五年任期的经济成绩单，并宣布在充满风险的 2027 年预算案中，富裕的退休人员已成为其关注目标。

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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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最终确定，但这显然是我希望我们探讨的方案之一，前提是必须保护最贫困的退休人员。关于家庭政策，我们将研究最近发布的报告。但在现阶段，要对该主题形成最终愿景还为时过早。

国民议会财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克·科克雷尔（Eric Coquerel）要求制定一项修正财政法案（PLFR），以满足设备需求并应对热浪或火灾。您对此如何回应？

这是没有必要的，而且是不希望看到的。考虑到目前的政治局势，如果我们能讨论、谈判并让 2027, 的预算案获得通过，我们就已经很满意了。埃里克·科克雷尔要求制定 PLFR 很容易，但使用这个我们并不需要的工具，将会开启一场没有终点且没有底线的政治辩论，这将导致我们陷入艰难的讨论、无法找到多数支持，以及对 49.3 的请求……

“我们正处于准备 2027 预算的最后冲刺阶段，而这确实预示着将充满困难。”

鉴于气候危机日益加剧，环境专项资金是否会增加？

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政策的成绩单是，自 2017. 以来，在经济增长 12 % 的情况下，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了近 23 %。人们有时倾向于将经济与生态对立起来，但我坚信两者可以兼顾。生态预算不能简单地概括为一个部门，生态理念渗透在所有政策之中。在经济方面，“法国 2030”计划的预算已定向用于创新产业和绿色产业。在 2027 年的预算草案中，绿色基金将从 2026. 预算最初列支的 8.37 亿欧元提高到 10 亿欧元。自三年前成立以来，已有超过 50 亿欧元投入到地方政府用于适应气候变化。

生态转型部长提到，根据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的数据，今年夏天的热浪成本在 10 到 150 亿欧元之间。您确认吗？

在现阶段，估算影响还为时过早。基于来自基层的多方反馈，精确的评估正在进行中。自 2017, 以来，公共财政大幅恶化。既然其他国家也经历了同样的外部危机，您如何解释法国为何成为了欧洲的垫底者？我们选择比其他国家更多地保护我们的公民，也许我们做得有点过多，且时间过长。在乌克兰危机期间，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可能接近 10 %。而在法国，它没有超过 5,9 %。这种保护是否得到了认可？我不确定。无论如何，这种认可程度远低于为此支付的约 1000 亿欧元成本。这就是为什么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冲击，或者今年夏天面对热浪和火灾时，政府决定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显然这些措施成本更低，且更加量身定制，以便帮助最需要支持的行业和人群。

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曾将“领队”（premiers de cordée）概念理论化，旨在带动全体人口共同提升。但现在，贫困率和不平等程度却处于三十年来的最高点。

这项政策被简化且被漫画化了。为了创造就业和财富，还必须能够创建企业、发展企业并进行投资。在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成绩单中，企业创建数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这显然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企业倒闭。自2019年以来，法国也是欧洲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但我们也通过活动津贴（prime d'activité）等方式帮助低收入劳动者。我经常听到对法国及其经济的描述，让我觉得人们在谈论美国，而事实上我们是世界上再分配程度最高的国家。

但事实已经证明，超级富豪在十年间变得更加富有，而贫困率有所上升。诚然，贫困率并未降低。这一比率是相对于中位数工资来衡量的，也就是说，现在的薪酬高于十年前的水平。那么我对此感到满意吗？不。未来十年的主要挑战，就是我们在2017年所称的、且本可以做得更多、做得更好的——从根源上减少不平等。仍有太多来自贫困街区或高度去工业化农村地区的年轻人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对于需要重新接纳并留在就业市场上的年长者来说，情况也是如此。

关于2026年的预算，您之前与社会党达成了一项协议。而这一次，他们将处于初选期间。很难想象他们会给您送一份礼。

在冻结退休金改革、提高活动津贴或一欧元餐食之间，我不会将2026年的预算定性为社会党给政府的一份免费礼物，而更倾向于将其视为多方建设性谈判的结果。人们说跳探戈需要两个人，而这次要与共和右翼、中间党派、社会党和生态党一起跳四步舞曲，则需要五六个人。我希望今年的妥协能够达成。令我担心的是，到秋天，围绕预算的政治讨论会在每一项修正案上演变成总统竞选的试跑，甚至更糟，演变成党内初选的竞选。不幸的是，如果选择了这个方案，我认为预算讨论的成效会降低，建设性会减弱，而且在财务上无疑也是风险最高的，因为这会恶化金融市场对我们国家的看法。

所以您更倾向于使用行政命令而非49.3条款？

不。诚然存在多种工具。但我更希望预算能通过自然途径获得通过。今年这无疑比去年更困难，但并非不可能。 ➤

讣告栏

逝世

巴黎 (75)

FAVART家族及其亲属

悲痛地通知您

Nicole GRAPPIN（原姓 RICHES）女士

于2026年8月9日星期日逝世，享年94岁。

葬礼仪式定于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 13H30 至 14H30 在拉雪兹神父公墓（Père Lachaise）的Coupole厅举行。

默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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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大选

回忆那个夏天...

2016, 部长 马克龙迈向 辞职

在发起其政治运动，并刻意与瓦尔斯政府保持距离之后，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利用这个夏天精心准备离开财政部（Bercy），向爱丽舍宫发起冲刺。

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时任经济部长，

作者： CHLOÉ DASQUET

在亚眠（Amiens）街头玩了一整天“捉迷藏”后，记者们在车里驻守，祈祷手机的网络连接不要掉线。6 avril，他们驻扎在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故乡亚眠的 Mégacité 空间前，经济部长决定在此宣布启动“前进”（En marche）。该活动禁止编辑部进入，但他们知道有件大事正在酝酿。

事实上，一名现任部长在总统选举前一年创建政治运动，这还是头一次。这就像是对一直栽培他的共和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当时正深受低支持率之苦）以及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发出的挑战；自 2014. 春季进入政府的第一天起，马克龙与瓦尔斯的关系就一直很紧张。在启动之初，从官方层面看，“前进”是一项挨家挨户走访的计划，旨在对“国家现状进行诊断”，随后将用于在9月开学季制定一份“新的政治方案”。

SÉDIE 5 / 6

在总统选举前十个月， 政治格局往往与 法国人在第一轮投票日 所面对的截然不同。 整个八月， 《解放报》政治版 重新潜入档案，以提醒 人们——通常—— 需要小心：一个夏天的真相 不（一定）是 次年春天的真相。

这是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名字 还没有直接与总统候选人 身份联系在一起的最后几个月。 机器显然已经在运转，但 马克龙派以及当事人本人 都小心地避免过于出风头。 2016年4月，这位前爱丽舍宫 副秘书长担任经济、工业和 数字部长已满两年，他接替了 阿诺·蒙特堡（Arnaud Montebourg），后者在 一次被奥朗德和瓦尔斯难以接受的 “整顿之举”后被赶出财政部。 但埃马纽埃尔·马克龙首先是一个 出身平民的人，后来成为了 百万富翁投资银行家。对于当时的 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来说，这是一个 奇怪的盟友，因为奥朗德 “不喜欢富人”。

“这个世界已经陈旧”

在总统大选前的最后一个夏天，马克龙逐渐脱下部长的外衣，悄悄换上那个虽未点名但已然成型的候选人装束。为了进入预选战的竞技场，他将全部赌在一个日期上：7月12日。那一天，他在巴黎的互助会大厅（salle de la Mutualité）地轰动登场。这个左翼和社会党（PS）集会的历史圣地，这一次遭到了来自 SUD 工会和 CGT 工会成员的围攻，气氛至少可以说是不友好的。大厅内坐了近 2,000 人，为了此次活动而临时开放的第二个厅里则坐了 1,500 多人。通过不同颜色的圆形贴纸，可以将当选官员、组织者和支持者区分开来。就像他习惯在财政部（Bercy）主持会议那样，这位部长在舞台上行走，没有讲稿，没打领带，麦克风夹在西装外套上。

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会上发表了几次声明，由于十年光阴赋予了我们一种时代错位感，这些话如今看来具有预言价值：“这场运动，没有什么能阻挡它。这场运动，因为它是希望的运动，我们将把它延续到 2017 年，直到获得胜利！”《解放报》将这一时刻形容为“超现实的政治秀”。几个小时前，曼努埃尔·瓦尔斯在参议院谈到马克龙的激进活动时认为：“这一切该……”但当事人显然并不打算顺从。在亢奋的观众面前，他在舞台上坚持道：“这个世界已经陈旧，它已经磨损，它已经疲惫。必须改变它。”

为了进一步敲定基调，马克龙在台上喊道：“想象一下三个月后、六个月后、一年后我们将身在何处！”现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十几个“支持马克龙的青年”（Jeunes avec Macron）开始高喊“马克龙，总统！”“前进！”（En marche）的骨干们措手不及。这一片段在媒体上被广泛转载，大获成功。当时，一名社会党领导人仍认为，“前进！”运动“占据了马克龙的时间和心思，从而让奥朗德得到了清静”。

在互助会大厅，马克龙没有攻击奥朗德，不像几个月前那样。他更倾向于说，自 2012 年以来“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但在他看来，让左翼分裂了四个月的劳动法，“已经不再是今天的战斗”，而且必须比夏天初通过的能源转型法“走得更远”。

不出所料，批评的矛头指向了从未被提及一次的曼努埃尔·瓦尔斯。“必须停止让这个国家处于一种智力和政治上的少数派状态，”马克龙在通过 49,3 条款强行通过劳动法两次之后如此抨击。那么，刚刚去世的社会党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呢？瓦尔斯和他都自称是其继承者。“罗卡尔不是能被随意利用的，有人在他生前尝试过但没成功，我祝那些现在想这么做的人好运，”这位财政部首脑断言。

在互助会大厅的个人秀两天后，弗朗索瓦·奥朗德试图——但太迟了——约束他的爱将。在 7 月 14 日的电视采访中，他要求马克龙“考虑到团结的规则和团队精神”。他警告说：“遵守这些规则，就是留在政府中。不遵守，就是不能留在政府中。”这正合心意，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并不打算久留。同一天，一名伊斯兰恐怖分子在尼斯英国人漫步大道造成 86 人死亡。马克龙退到幕后，让奥朗德、瓦尔斯和卡泽诺夫站在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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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6 年 7 月 12 日于巴黎互助会大厅发起其“前进！”运动。照片 MARC CHAI / MEIL

无论如何，互助会（Mutualité）集会所引起的所有喧嚣并非简单的偶然巧合。几个月以来，马克龙部长不断地对他所在的政府首脑以及总统发起半公开的攻击，并以引发争议而著称，而这些争议往往增加了他的名字在媒体中出现的频率。

《混乱因素》

马克龙的势力增长之快，以至于有些人担心他会“搞一次蒙特堡”，这是在指代阿诺·蒙特堡（Arnaud Montebourg）在2014年7月及8月时，在担任财政部长期间惊人地退出政府。由于总理与其经济部长之间的共处状态变得几乎无法忍受，马克龙的亲信希望他在7月底之前退出政府。“退出时不能成为一个混乱因素。最好在夏季的沉闷中完成，”其一名亲信如此建议。他的愿望在最后时刻得以实现。

必须承认，马克龙的受欢迎程度在一段时间内一直不错。2015年11月13日，《巴黎竞赛》（Paris Match）发布的一项 Odoxa 调查显示，54 % 的法国人认为他是“一个理想的未来总理”。该文件补充道：“至于爱丽舍宫，还得再等等，‘仅有’ 40 % 的人认为他会是一个优秀的总统。”

回到2016年春天。在亚眠启动“前进！”（En marche）几天后，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于4月21日在《多菲内自由报》（Dauphiné libéré）中说出了一句预示其政治独立的第一句话。他是否欠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人情？他说：“当一名总统任命某人为部长时，是因为他认为这对国家有好处，而不是为了让他成为自己的附庸。”这一回答被多家媒体概括为“我不是他的附庸”，随后引发了争议。一周后，在电视节目中，共和国总统（已经）对他发出了警告：“他知道他欠我什么。”当时国家元首的随员透露：“我们要求他注意不要损害行动的连贯性，不要采取与行政部门垂直（相悖）的立场。”

一个月后的5月27日，在埃罗省吕内尔（Lunel）出访期间，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与两名男子进行了20分钟紧张对话后失去了冷静，其中一人指责他“用自己的权势买西装”。未来的国家元首同样干脆地反击道：“你穿着件T恤就想吓唬我？买西装最好的方式就是工作。”他在财政部的前任阿诺·蒙特堡趁机谴责他缺乏对“我们的同胞”的“尊重”。

“这占据了马克龙的时间和精力，让奥朗德得到了清静。”

——一名在“前进！”创建时的社会党（PS）领导人

但在社会党和政府内部，人们在做出反应前会三思。部长们在拖延时间：斯特凡·勒福尔（Stéphane Le Foll）和让-马里·勒根（Jean-Marie Le Guen）对这场毫无根据的“争议”表示遗憾。当时的社会党第一书记让-克里斯托夫·坎巴德利斯（Jean-Christophe Cambadélis）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但社会党内部意见分歧。有些人坚信他正在准备竞选，而另一些人则仍然认为他在为奥朗德效力。模棱两可成了常态。在这次“西装事件”的第二天，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一段 Facebook 视频中发起了“大行军”（grande marche），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全国登门拜访行动，他计划在夏季结束时借此提交他的“国家诊断报告”。他的“行军者”们必须根据受奥巴马竞选启发的人员招募原则，动员更多的人。为了实现这次雄心勃勃的全国民意摸底，近 14 000 人报名参加。其中，皮埃尔·勒特克谢（Pierre Le Texier）自2015年该协会成立以来就是“青年与马克龙”的成员。“我们完全不在计划之中，”他回忆道，“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为‘前进！’提供了框架。”在成为一名“行军者”之前，他

几个月来，他一直参加马克龙在贝尔西（Bercy）组织的公开会议。“他站在一个小舞台上，我们300人围在他身边。他是一台无与伦比的技术官僚机器，我从未见过如此的大脑！他能背诵矿业法典，令人印象深刻。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普通人。虽然当时没觉得会这么快，但我记得当时对自己说，我正在见一位未来的共和国总统。”

人们本以为五月将在没有其他丑闻的情况下结束。但一项新的披露再次玷污了马克龙的左翼形象，尽管他坚称自己属于左翼，尽管他主张“既非右翼也非左翼”。在“吕内尔西装”事件后不久，《鸭鸣报》（Le Canard enchaîné）和 Mediapart 披露，与这位经济部长所声明的相反，他确实在缴纳财富团结税（ISF）。对于一个经常提醒人们他想要取消财富团结税的人来说，这让他的处境变得尴尬。几周后，在向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致敬时，马克龙试图平息这场争议：“我是左翼。这是我的历史。这是我的家庭。”

“你毫无机会”

在经历了数月精心策划的媒体宣传、发起一场政治运动，以及一场虽未明言但处处透着候选人气息的集会之后，现在是时候让马克龙正式谢幕，毫无掩饰地投入到争取圣奥诺雷郊区路55号（爱丽舍宫）的竞争中了。

2016年8月30日，“前进！”（En marche）的领导人乘坐河上穿梭巴士宣布辞去政府职务。在前一天，他曾向弗朗索瓦·奥朗德表达自己缺乏自由：“我没有获得所需的全部空间。我想专注于我的运动。”总统试图挽留他：“作为经济部长，你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直到最后都有十个人的活儿。”但无济于事。

然而，一些评论员当时仍认为，奥朗德会利用马克龙来阻挡瓦尔斯的总统野心。而后者则愤怒不已：《世界报》报道称，瓦尔斯说：“你离开是为了什么，埃马纽埃？你是为了成为候选人，对吧？你毫无机会！”

在他在财政部（Bercy）的最后一次演讲中，马克龙彻底终结了悬念：“从9月底开始，我将提交一份关于法国的诊断报告，这份报告是在‘前进！’成员采访的数万名法国人的帮助下构建的。随后，我将提出与我们所持愿景相一致且深入的行动方案。[...] 因为我决心竭尽全力，让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行动能够从明年起就改变法国。”一年后，他入主爱丽舍宫，爱德华·菲利普入主马蒂尼翁宫，而他已经在凡尔赛集会的议会面前阐述了其“五年任期的挑战与优先事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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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电动汽车

在高速公路上，

充电桩超负荷

尽管电动化已融入日常生活，且法国是欧洲设备最齐全的国家之一，但充电基础设施仍然不足，尤其是在像8月15日这样的高峰周末。

作者：

让-克里斯托夫·费罗（JEAN-CHRISTOPHE FÉRAUD）

啊，8月15日周末的大规模人员流动，酷暑下的交通拥堵，超负荷的高速公路休息区，厕所前苏联式的排队……而现在又加上了为汽车充电的“瓦特之战”！根据交通部的数字，目前有140万辆100%电动汽车在行驶，占法国汽车保有量的3.5%；而根据 Avere-France（国家电动出行发展协会）的数据，每月新增注册量为5万辆（占市场的35%），驾驶“电力仙子”不再是少数特权阶层的专属。当然，考虑到电动新车的平均价格（根据 Avere 的数据，补贴前为37,498欧元，生态奖金后为34,781欧元），这个享受电动假期的法国还不是人民阵线时代的法国。更何况，高速公路上的充电成本已接近加满汽油的价格：根据充电桩功率和运营商的不同，每100公里需花费10至14欧元。但电动汽车正在普及。如果算上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对充电桩的依赖程度较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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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接近法国道路上电动汽车300万辆的大关。而必然的结果是，当凡夫俗子在加油泵前加柴油时，将自己的特斯拉插在洁净充电桩上的那种专属快感也随之减弱了。

“国家遗产”

即便电池性能比以往更高，在长途旅行中充电仍需要一定的耐心：使用直流快速充电桩（50至300 kW）大约需要20到40分钟，而使用传统的交流充电桩（11至22 kW）则需要3到4小时，才能达到总电量的80%并获得约400 km的续航里程。电动汽车的推广者们吹嘘道：“只需在服务区喝杯咖啡或快速吃顿饭的时间。”这些超级充电桩已成为高速公路上的标准配置。但在大规模出行期间，实际情况却显得越来越不顺畅。

根据在度假路上的观察，在A6和A7高速公路上等待使用充电桩的时间可能超过20分钟。在午餐休息等高峰时段，等待时间甚至更长。直到前一名驾驶员腾出位置……前提是他没有在公路餐厅里发呆。这段浪费的时间与充电时间叠加：结果是，在像8月15日这样的大规模迁徙期间，电力休息时间可能长达一小时。在其他交通量较少的路段，同样面临这种惩罚，但这次是因为充电桩不足。根据Vinci Autoroutes的数据，在被称为“太阳高速公路”的A7公路上，根据服务站的不同，平均有15至25个充电点，且大多数配备了300 kW至350 kW的超快速充电器。但在连接波尔多和里昂的A89公路上，这一数字下降到了8个。在国家层面，Avere记录显示，截至7月底，法国确实拥有超过200,000个充电点，其中超过22,000个提供快速或超快速充电（超过150 kW）。每100,000名居民拥有297个充电点，“法国在充电基础设施方面属于欧洲最先进的国家之列”，“就像铁路和高速公路网络一样，是一项国家遗产”，Avere总代表克莱门特·莫利宗（Clément Molizon）如此评价。这位“瓦特”推广者进一步阐述道，“每一个新充电点的增加都强化了我们的网络，该网络目前的规模足以支撑电动出行的增长，并应对日益增多的电动汽车驾驶者的到来”。

不出所料，法兰西岛大区（île-de-France）的覆盖率最高，拥有33,830个充电点，领先于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24,511个）和新阿基坦大区（21,524个）。在总数中，每五个充电桩就有一个支持直流快速充电。具体来看，30%的充电点位于停车场，13%位于道路旁，4%位于企业内部，而高速公路上的仅占2%。正是在这里出现了瓶颈，因为每个人都想在同一时间充电。交通部长菲利普·塔巴罗（Philippe Tabarot）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希望到2035年将高速公路和国道网络上的充电点数量增加五倍：“目前，我们拥有4,500个”，而目标是“增加到20,000个以上。准确地说，是22,000个”，该部长在去年4月的一项“国家公路网络电气化战略”框架内宣布，该战略计划总共部署400,000个充电点。20,000 km的高速公路和国道仅占公路网络的2%，但却承载了三分之一的行驶里程。菲利普·塔巴罗在4月17日接受Sud Radio电台采访时强调，“必须保证可用性，不能让等待时间过长，且充电必须是快速充电”。

总体而言，网络规模已经相当充足。作为度假路线上的主要欧洲十字路口，法国在电动充电桩设备的配备方面处于欧洲领先地位。但利用率正在飞速攀升：每台充电桩的平均充电次数在一年内增长了 30%。尽管覆盖网络在扩大，但网络的利用强度引发了质疑。7 月份充电桩的总耗电量达到了 163 GWh，相当于一台标准核反应堆一周的发电量（而 2025 年 8 月为 115 GWh）。这种需求的增长伴随着可用性的下降。如果说 7 月份驾驶员平均有 94% 的机会能立即找到空闲插座，那么对于快速充电桩，这一比例则下降至 84,2%。此外还有故障充电点（故障率为 10%）……并且还必须面对盗铜贼：根据 Charge France 协会的数据，自年初以来，已有超过 400 起关于电动汽车充电桩电缆被盗的投诉被提交。

«成本低得多»

但只要稍微运用一点常识，电动汽车驾驶员即使在交通高峰期，也可以避免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等待。首先，应当在 9 点之前或 15 点之后充电：“避开用餐时间的休息，可以更轻松地找到充电桩并使体验更流畅，”电动充电桩运营商兼制造商 Ze-Watt 的营销负责人梅丽莎·尚里翁（Mélissa Chanrion）提醒道。后者还建议优先选择“位于高速公路出口附近的充电站，这些地方比服务区内的充电站冷门得多”。此外，建议将充电量限制在行驶至下一站所需的公里数即可：“20 分钟足以将电量从 20 到 80% 充至，”梅丽莎·尚里翁提醒道。而专注于在大型企业停车场安装充电点的 Ze-Watt 公司尤其建议在出发前为车辆充电：“使用传统的交流（AC）充电桩，在夜间花五到七个小时即可充满电，这比在高速公路上充电成本低得多，且足以行驶 500 km。”否则，也可以选择在 8 月 15 日的周末避免开车。

客流量比 2025 年增加了 30 到 40%。照片：DOUCELIN HANS LUCAS

“必须变得简单得多”

在 A10 高速公路的利穆尔-让夫里（Limours-Janvry，埃松省）服务区，电动汽车驾驶员们正尝试充电，有时会得到“充电桩引导员”的帮助，这是一个近期出现的新职业。

“成功了吗？”多洛雷斯（Dolorès）走到充电桩前与丈夫汇合。“完全没有，”戴着太阳镜的布鲁诺（Bruno）脱口而出。这位职业警察已经在车周围转了好几分钟，插拔电缆，盯着屏幕。“未选择任何连接器，”他大声读出屏幕上的字样。他再次尝试。这一次，充电桩显示“启动通信”。“就在这儿卡住了，”多洛雷斯叹了口气。他们开电动车已经两年了，然而每次在家里以外的地方充电，依然像在解谜。“简直像个笑话，必须变得简单得多，”布鲁诺紧张地笑着。

在他们周围，在巴黎南部的 A10 高速公路利穆尔-让夫里服务区，车辆在遮蔽 16 个充电桩的大顶棚下缓缓驶过。风扇持续的轰鸣声伴随着车主们的等待。有些人坐在车后吃东西，有些人则走向商店。“我们现在有多少时间？”一名乘客在去吃午饭前询问副驾驶。在这里，一次充电通常需要 30 分钟左右。那天，布鲁诺和多洛雷斯花了近 20 分钟才成功启动充电。对于每天因工作需要行驶 200 到 300 公里的卡里姆（Karim）来说，这些困难主要源于缺乏统一的操作指南。“每个制造商都有自己的逻辑：有时需要先选择连接器，插好后再刷卡；有时则相反。没有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通用逻辑。”

流量管控。周三，这些摸索大多令人忍俊不禁，因为大多数充电桩都是空闲的，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利穆尔-让夫里服务区预计将迎来大量人流。Bison Futé（法国交通预测系统）对本周末发出了红色预警：周五东南部地区出现返程高峰，随后周六全国大部分地区交通拥堵，其中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出发方向的交通被评为黑色等级。因此，预计利穆尔-让夫里的排队队伍将会延长。“与去年相比，每月客流量增加 30 到 40%，”在该站点负责工作三年的西尔维亚（Sylvia）观察到。这种增长在 Vinci Autoroutes 网络规模上同样可见，2025 年记录的充电次数为 300 万次，比 2024 年增加了 50%。

为了避免本周末在屏幕前犹豫不决而延长等待时间，现场将配备一名充电桩引导员。这个职业两年前在这里出现：TotalEnergies 目前在 7 月和 8 月的周末，在 150 个高速公路服务区部署了 300 名引导员，其中一名就在利穆尔-让夫里。他穿着醒目的背心，引导驾驶员进行连接，回答问题并调节通行顺序。“当人流量很大时，他会放置路锥，创建等待区并疏导交通，”西尔维亚解释道。他还会提醒驾驶员在充电完成后立即腾出车位。她讲述道，有些人有时为了乘凉，在充电桩专用车位下继续停靠，这可能会引起等待车主的“恼怒”：“人们绝不会在加油站加完油后，还停在原处野餐。”

“我不是个冒险家”。自今年夏天起，该服务站制定了一套应对高峰流量的方案。如果充电桩管理员发现有四辆以上的车辆在排队，西尔维娅（Sylvia）就会通知圣-阿尔努-昂-伊夫林（Saint-Arnoult-en-Yvelines）收费站的安全控制岗。随后，控制岗会在高速公路上发布信息，提示排队情况并引导驾驶员前往另一个休息区。“在今年夏天之前，这里从未出现过多辆车排队的情况，”她讲述道。而奥雷莉（Aurélie）和文森特（Vincent）则对这种排队场景非常熟悉。这对拥有电动车两年多的车主在前往上维埃纳省（Haute-Vienne）的途中，甚至对能找到空闲充电桩感到惊讶。“自从买了车以来，这是我们第一次不需要等待，”奥雷莉肯定地说道。这也促使一些驾驶员推迟出发时间。“我们很少在充电桩前等待，因为我们避开了周末的交通高峰期，”与妻子弗朗索瓦（Françoise）一同旅行的本诺伊特（Benoît）解释道。“我们不想在其他麻烦之上再增加这个苦恼。我不是个冒险家，”他笑着说。布鲁诺（Bruno）和多洛雷斯（Dolorès）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充电确实开始了。这对夫妇将在一个周六结束假期回家。“也许这次我们会有运气遇到一名充电桩管理员来帮我们，”多洛雷斯补充道。

奥罗尔·莫比安（AURORE MAUB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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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PRESSO

LIME FR

哥伦比亚：在乔科省，地震的暴力加剧了“永久性的危机”

该省深受贫困和武装团体存在的困扰，正处于袭击该国地震的震中。“这是一个已经缺乏一切的地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情况更加显著，”威尔曼·尤尔加基（Wilman Yurgaki）医生叹息道，“我们需要基础的人道主义援助，包括食物、炊具、药品……” 摄影：路透社

消防员要求内政部长为省消防和救援服务部门拨付资金。据工会称，目前尚未提出任何“具体措施”。

作者 SASCHA GARCIA 以及 ANAÏS MORAN

他们已经“精疲力竭”。反抗之势在酝酿。在法国与20世纪最大规模火灾激烈斗争的夏天，专业消防员工会于周四接见了内政部长洛朗·努涅兹（Laurent Nuñez），会谈持续近两小时。由消防和救援服务部门（Sdis）的九个代表性工会组成的联合工会，传达了基层人员的愤怒，他们要求提供更多的物资、资金和人力支持，特别是用于抗击火灾。此次会面的结果是：各组织在离开时更加愤怒，并随即宣布，在夏季结束之后将对 Sdis 展开一次“密集动员”。

“部长没有给出应有的回应，我们没有得到具体的答复，”联合工会发言人克萨维尔·博伊（Xavier Boy）在博沃宫会议结束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遗憾地表示。在计划于 29 septembre 举行的公务员动员日之前，专业消防员联合工会（目前 Sdis 中有 44 000 名公务员）打算在 9 月 26, 27 和 28 日于巴黎共和国广场组织为期三天的集会，并将其命名为“反抗之柱”。“想法是搭建一个小营地，以便与公民交流，进行街头采访，并邀请议员们来与我们见面，”阿兰（Alain）明确表示。

内政部长洛朗·努涅兹 6 月在埃克斯-普罗旺斯的消防员军官学校。摄影：THIBAUD MORITZ. AFP

资源匮乏：感到“失望”的消防员呼吁动员

拉拉塔（Laratta），Avenir Secours 管理人员工会的秘书长。我们面对的是一位拿着卡车钥匙的部长，但那辆车既没有方向，也没有燃料。

“精疲力竭”。早在整个七月，各工会组织就已轮番前往洛朗·努涅兹（Laurent Nuñez）的办公室，就消防救援局（Sdis）在面对前所未有的火灾季时所遇到的困难发出警告——根据当局的初步数据，自夏季开始以来，约 120 000 公顷土地被火焰吞噬。在周四的会面前几个小时，跨工会组织宣布已提交罢工预告，并在一份声明中重申其诉求，以应对“民事安全任务执行条件的持续恶化”，该任务还涉及 200 000 多名志愿消防员和 13 000 名军人。

在向媒体发表声明时，工会详细列出了提交给内政部长的“五项核心诉求”：大规模招聘专业消防员；一项能够“保障人员健康”的预算；“立即开启”关于“执行条件”的谈判（例如，某些设备如森林防火水罐车数量不足）；一项包含“他们对退休金的历史期待”的“公正的社会保障融资法”；最重要的是，一项新的民事安全现代化法案，以“改革一个精疲力竭的系统”。

“我们面对的是一位拿着卡车钥匙的部长，但那辆车既没有方向，也没有燃料。”

阿兰·拉拉塔（Alain Laratta） Avenir Secours 管理人员工会 秘书长

该法案本应是 2024 年启动的大规模咨询——“民事安全博沃计划”（Beauvau de la Sécurité civile）的成果，其工作原定于 2025 年秋季具体化为一项法案草案，但至今尚未进入议会程序。为了重启该进程，首场跨部委会议于 7 月 31 日周五在马蒂尼翁府举行。内政部长宣布，该法案草案将于“9 月初”提交给消防员。

“抹黑法国”。此外，洛朗·努涅兹在 X 平台上承诺，关于部门消防救援服务融资的讨论将“迅速且具体地在 2027 年财政法案中达成结果”。这个问题并非小事：目前，Sdis 系统的资金 56 % 由省政府承担，39 % 由市镇及市镇共同体承担，国家仅承担极小一部分。在同一个社交网络上，内政部长保证，他并未忽视消防员跨工会组织反映的“任何困难”。然而，7 月 22 日在访问波尔多期间，他毫不犹豫地驳回了警告和其他批评。他曾脱口而出：“抹黑法国（France bashing）的行为够了，我们是一个同样懂得处理危机的国家。”这证明自那时起，紧张局势确实升级了一个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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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É FR

特朗普政府取消一份关于北极的报告

针对科学的攻势仍在继续。唐纳德·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政府本周承认，已取消发布一份关于北极状态的基准报告。这是对美国气候研究的又一次打击。照片 AP

17 天

这是截至周四，法国目前经历的热浪持续的时间，正式超过了 2003 年的酷暑。法国气象局（Météo France）周四指出，这场热浪“始于 7 月 28 日，我们现在已经处于第 17 天”。此次事件由此进入该国有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前三名。位居榜首的是 1983 年的热浪，发生在 7 月 9 日至 31 日，共计 23 个痛苦的日子。其次是 2006 年 7 月，持续了 21 天。如今，第三名由 2026 年 7 月至 8 月占据，目前经历了两次强度峰值——第一次在 7 月 29 日，第二次在周三——且目前尚未结束。

当前的这场热浪在周四经历了“西部一半”的峰值，本周五则经历了“东部一半”的峰值，预计至少将持续到本周末，这使得人们认为它可能会达到连续 20 天。本周五，随着热浪峰值向该国东部转移，“较凉爽的空气正向法国本土西部袭来，并开始降低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沿岸的温度”。但该国其余地区继续处于酷暑之中，预计气温在 35 到 40℃ 之间。必须等到周六，凉爽的空气才会进一步深入内陆，使温度“显著”下降。然而，在气候变暖的时代，气温尽管如此仍将“高于季节常态”。

千岛群岛：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与日本的关系中玩弄挑衅

为了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人们对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的注意力（这些袭击正在破坏俄罗斯西部的炼油厂和仓库），弗拉基米尔·普京于周四前往俄罗斯远东地区进行考察。作为一名出色的挑衅者，他选择前往千岛群岛，这是一个被日本认为被莫斯科非法占领的群岛。东京方面对此次访问反应强烈，将其定性为“不可接受”。

他为何前往那里？这是克里姆林宫之主首次访问该群岛，但并非俄罗斯总统首次前往。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在2010年担任俄罗斯总统期间曾前往此处。普京此次在十三年来首次抵达俄罗斯远东的大岛——萨哈林岛，以视察太平洋舰队的军事演习，他只需穿越鄂霍次克海即可抵达该群岛。

为何该群岛的所有权存在争议？日本与俄罗斯对这些岛屿的竞争

弗拉基米尔·普京周四在伊图鲁普岛。路透社

可以追溯到19世纪。但转折点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阶段。苏联打破了日苏中立条约，利用美国对广岛和长崎进行原子弹轰炸所造成的混乱，入侵了由日本帝国军队占领的满洲。从1945年8月18日起，苏联军队入侵并吞并了千岛群岛。当地的日本人口（约17 000人）被驱逐。

在鲍里斯·叶利钦时代，莫斯科曾考虑归还这些领土。但在共产党人和民族主义者的压力下，该计划失败了。十二年后，在一次对日本的正式访问中，普京给人留下了想要打破僵局的印象。但与首相安倍晋三的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东京和莫斯科从未能在解决冲突问题上达成一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两国之间尚未签署任何和平条约。自2023年以来，关系进一步恶化。东京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采取了部分针对莫斯科的国际制裁。日本政府在二十年来首次再次表示，被称为“北方领土”的千岛群岛被“非法占领”。

为什么日本担心俄罗斯的存在？

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千岛群岛具有战略重要性。那里海产丰富，土地上蕴藏着丰富的金银矿床。自冷战以来，这里还被用作空军和海军基地。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与朝鲜的走近，以及俄罗斯与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反感日本的中国之间的关系，令东京深感不安。俄罗斯与中国空军及海军在靠近日本的区域进行联合演习的协作，导致日本自卫队的飞机每年不得不紧急起飞数百次。

内莉·迪德洛（NELLY DIDELOT） 全文请阅读 Libé.fr。

马尚、格鲁塞、莫卢将成为欧洲游泳锦标赛周末的看点

在圣但尼举行的欧洲游泳锦标赛最后几天的比赛中，莱昂·马尚（Léon Marchand）将参加两项个人赛，以及可能的一场接力赛。与此同时，马克西姆·格鲁塞（Maxime Grousset）和玛丽-安布尔·莫卢（Mary-Ambre Moluh）将试图为已经取得成功的一周画上圆满句号。《解放报》对此进行梳理。

周一，在与队友共同获得 4x200 米自由泳（爬泳）接力银牌后，我们看到莱昂·马尚面带微笑地离开了赛场。本周五，他将再次出现：上午参加 200 米蝶泳的预赛，随后在晚上参加半决赛，决赛则定于周六举行。这位法国队的明星是该项目的绝对热门，尤其是这次他不需要面对克里斯托夫·米拉克（Kristof Milák）。在 2024, 年奥运会决赛中经历了一场史诗级的对决后，这位匈牙利选手选择放弃该距离的比赛。

同样在周五和周六，玛丽-安布尔·莫卢将参加她的擅长项目 100 米仰泳。周二，她在混合 4x100 米 4 混合泳接力决赛夺冠时打破了欧洲纪录。与此同时，瑞典“火箭”莎拉·舍斯特伦（Sarah Sjöström）将在两年前于巴黎获得奥运金牌后，寻求在 50 米自由泳中再次夺冠。

随后在周六和周日的比赛中，约汉·恩多耶-布鲁阿尔（Yohann Ndoye-Brouard）希望在 100 米仰泳中完成复仇，此前他在 200 米仰泳中失利，而他在上届世锦赛的决赛中曾获得两枚铜牌。另一方面，马克西姆·格鲁塞预计将参加 50 米自由泳，尽管近期脚部骨折，他仍希望为这充满奖牌的一周画上完美句号。周日，莱昂·马尚将参加 400 米自由泳，以测试自己在该距离上的状态。最后，一场备受期待的法国队比赛将为本周的竞争收尾：男子 4x100 米 4 混合泳接力，法国队在最近的奥运会（铜牌）和世锦赛（银牌）中表现出色。不过，目前的阵容仍有悬念。马尚因内收肌损伤无法游蛙泳，他是否会将位置让给潜力新星卡尔·艾特卡奇（Carl Aitkaci），以便在最后的自由泳段更好地掌控局面？

艾尔莎·德·拉·罗什（ELSA DE LA ROCHE） 圣安德烈（SAINT-ANDRÉ）

波兰 一起针对美籍乌克兰人的“处决”企图被挫败

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周四宣布，上周逮捕了一名据称由莫斯科招募的俄罗斯公民，“其任务是在华沙处决一名美籍乌克兰公民”。这起暗杀行动已被挫败。图斯克表示：“该目标被认为对弗拉基米尔·普京政权构成了特别干扰”，并指出这次袭击在“最后一刻”被阻止。

巴黎 450 人无家可归者被从社会急救中心前广场驱离

周四上午，根据省政府的法令，巴黎一家紧急住宿中心区域内的一个营地被清空，该营地聚集了多达 450 人无家可归者，其中包括许多家庭。他们在此定居已一个月，加入了 115 紧急救助热线罢工者及其同事的行列。“他们派遣执法力量面对一个社会苦难的局面，”来自 Utopia 56. 的夏洛特·宽特斯（Charlotte Kwantes）痛心地说道。向这些家庭提供的唯一解决方案是将其转移到远离法兰西岛大区的区域性临时接待中心。

完整内容请阅读 Libération.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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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环境

全球变暖

2050年之前，将巴黎打造为先锋之岛

凭借其锌制屋顶和奥斯曼式立面，这座首都面对近期的热浪袭击显现出了准备不足。然而，建筑师、工程师和艺术家们已经预见并提出了冷却城市的解决方案，前提是必须接受景观的改变。

作者： MARIE-EVE LACASSE

两种版本的未来在2050年等待着巴黎。“如果建筑物的翻新速度不够快，且城市不能以适当的节奏调整其基础设施和公共空间，这座首都可能会失去吸引力，导致居民流失，”建筑师兼工程师拉斐尔·梅纳尔（Raphaël Ménard）发出警告。他是 Arep（Architecture recherche engagement post-carbone，一家致力于生态转型的国家多学科机构）的主席。这种后启示录式的版本虽然看似可能且令人沮丧，但并非必然，尤其是在法国目前经历今年第五次热浪之际：除了首都近年来已经经历的重要演变（特别是限制汽车空间和增加绿化）之外，“最糟糕的情况是可以避免的——前提是，而且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必须接受巴黎明信片上的历史美学发生改变，以使其保持宜居”。

拉斐尔·梅纳尔反对将巴黎博物馆化，他是《迈向轻盈：人类社会能源小史》（Vers la légèreté. Petite histoire énergétique des sociétés humaines，Wilproject 出版社，2025年）的作者。他主张建设一座后燃烧城市，使首都的屋顶——这片目前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被动状态的锌海——既能成为保护我们免受过热影响的盾牌，又能成为能源生产场所。在阿森纳展馆（Pavillon de l'Arsenal）举办的“轻盈能源”（Energies légères）展览（2023-2024年）的一幅图像中，他与透视画家奥利维尔·坎帕涅（Olivier Campagne）共同展示了其对未来林冠层的愿景：通过修改屋顶结构实现自然通风，在平坦区域布置密集植被，并采用更浅的配色方案。大规模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最终将取代个人燃气锅炉。

这些兼具美学与轻盈感的想法，可能会随着第三次国家低碳战略（SNBC-3）而加速推进，该战略得到了生态转型部长莫妮克·巴布特（Monique Barbut）的支持，并于7月16日获得通过。7月8日在参议院通过的《住房振兴与分权》法案将“夏季舒适度”纳入翻新工程，这也证明了政治层面对此类问题的关注。

拉斐尔·梅纳尔提到了补充方案：加强冷网（一个庞大的地下管道网络，以闭路循环方式传输塞纳河的冰水，为卢浮宫、市中心广场（Halles）、拉法叶百货或国民议会等众多建筑提供冷却）、利用地下空间居住、为更多暴露在阳光下的街道提供遮荫（如塞维利亚那样，使用“小型凉亭和帆布遮阳篷来保护街道和人行道”），以及安装镂空隔墙（claustras）和高空遮阳帆（velums，用于阻挡阳光的高处张紧织物）。但仍需说服法国建筑局（Bâtiments de France）的建筑师接受这些必要的改造——不过，他们中没有人回应我们的请求。

“建议目录”

因为改变巴黎的美学是阻碍这些举措的因素之一，尤其是在涉及立面时。本杰明·穆-

在“轻盈能源”展览中，拉斐尔

作为历史古迹首席建筑师，他发表了一番符合遗产保护主义者的言论：在他看来，解决方案应当在“建筑内部”寻找，而非通过外部手段。他建议加速建筑的通风，利用“内部管道，例如烟囱。如果您重新启用内部通风系统，就像在传统的摩洛哥建筑中那样，就会有一个非常高效的冷却引擎”。

在巴黎市政府方面，负责城市规划与建筑的副市长弗朗索瓦·沃格林（François Vauglin）对他与法国建筑协会（Bâti-

建筑师菲利普·拉姆（Philippe Rahm）在台湾台中市构思了一个绿洲，巴黎可以从中汲取灵感。照片 P RAHM ARCHITEC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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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纳尔（Ménard）构思了能够防止过热的屋顶。照片 O. CAMPAGNE & R. MÉNARD

ments de France）建筑师之间就潜在演变而展开的对话充满信心，具体涉及“两点：一方面是百叶窗的安装，另一方面是所谓的‘sarking’，这是一种外部隔热技术，通过抬高屋顶以安装绝缘材料。我已经与巴黎省建筑与遗产部门负责人弗雷德里克·马斯维尔（Frédéric Masviel）启动对话，旨在制定一份建议目录”。这些讨论将在开学后继续，并将在秋季发布一份文件。

菲利普·拉姆（Philippe Rahm）是一名在巴黎工作的瑞士裔建筑师，他是少数几个自 90 年代初以来，就在其建筑创作中不断探讨气象学的人之一，例如他与凯瑟琳·莫斯巴赫（Catherine Mosbach）以及 Ricky Liu & Associates 为台湾台中市设计的这座 70 公顷的公园。这座曾经的机场现在覆盖着茂密的植被和喷雾系统，根据凉风的轨迹进行了重新构建，在平均气温在 28℃ 左右的城市中创造了一个优雅的绿洲。

在《建筑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 de l'architecture，Points 出版社，2023 年）一书中，菲利普·拉姆（Philippe Rahm）特别关注火、阴影和喷泉等热元素，在他看来，这些元素最初促成了城市的形成，即自然的社交场所。那么 2050 年的巴黎会怎样？热浪是否会宣告共同生活的终结，让每个人都蜷缩在自己的空调玻璃罩里？“我刚从巴塞罗那回来，那里有一系列气候避难所：图书馆、免费且温馨的博物馆……我们需要重新提升公共空间的‘热价值’，让降温再次成为共同生活的一部分。巴黎非常有必要创造出自己的‘cooïli’或‘froidelium’，就像地中海地区最初的巴西利卡（basiliques）以及后来的教堂那样，因为避开了阳光，且地面铺有冰冷的大理石，所以更加凉爽。”许多游客已经在这类宗教场所寻求避难，但根据材料的不同，那里的温度并非均匀地凉爽。

「地下墓穴中的共享办公」

除了在所有建筑上安装遮阳设施，以及应通过“toldos”（遮阳篷）系统保护街道外，菲利普·拉姆（Philippe Rahm）还设想在冬季回收雨水，以便在夏季将其转化为喷泉，从而冷却公共空间。他还强调了地下空间的温度稳定性（前提是热浪事件不能过于持久），在他看来，这些空间尚未得到充分利用：「在地下墓穴中，全年温度为 13℃！为什么不设想在地下五到十米深处建立共享办公或运动空间？更不用说我们可以通过加拿大井系统将地下的冷空气抽上来。」在他看来，这些方案将避免在 2050 年时「将首都迁至里尔」——但不确定里尔人是否会喜欢。

在艺术家方面，作家伊塞·索雷尔（Ysé Sorel）和建筑师尼古拉斯·西斯托（Nicolas Sisto）在他们的著作《塔楼使用指南》（Une tour modes d'emploi，Polygone出版社，2026年）中，已经对这个远超 2050. 的未来巴黎进行了深入思考。两人都倾向于极端的节制：绝对不再建设。那么，对于那些触及城市且只能依靠空调才能居住的玻璃塔楼该怎么办？应该拆除、重建还是改造？在这本书中，这对组合设想了由让·杜比松（Jean Dubuisson）设计的特拉韦西耶塔（Traversière tower，巴黎第12区）从 1975 年直到遥远的未来 2303. 年的演变。作为时代的镜像，这座建筑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根据季节配备保护性的幕墙，并成为一个避开生态动荡的「韧性避难所」。

「我们已经在经历 2050, 的巴黎了，它比预期来得更早，」伊塞·索雷尔开始说道。「而热浪事件加剧了不平等：在拥有空调场所的人与没有的人之间，在能够退隐到乡村的人与留在城市承受痛苦的人之间。」在她的书中，这位作家创造了一个介于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之间的世界。文本配以草图，展示了这座巴黎塔楼在数十年间变得越来越绿色、可呼吸，并且从地下室到完全植被化的屋顶都被居住其中。

对于建筑师尼古拉斯·西斯托来说，未来的塔楼必须「向城市居民开放其楼层。立面应配备外部遮阳设施以及每层都能开启的窗户。在热浪期间，建筑必须覆盖起来：我们必须减少玻璃表面的数量并对立面进行绝缘，无论是使用岩棉还是大麻纤维，并用木材、回收金属或赤陶进行装饰。这种双层皮肤就像一件衣服，在冬天可以通过格栅或窗帘系统将其撤除。」至于植被化，这位建筑师继续说道：「必须选择能够承受 50℃ 的常绿品种，而不是金合欢或欧洲橡树。」

菲利普·拉姆也认同这一观点：「鸟类已经向北迁移了 200 km。植物在迁移，蚊子、昆虫向极地迁移。几乎所有树木都和人类一样在受苦！当温度超过 35℃ 时，它们会停止蒸腾以保存水分；随后，叶子干枯并折断。那么，它们就无法再履行人类通过在城市中种植而希望赋予它们的空调角色。」除了建筑，整个南方的生态系统可能会在我们的纬度扎根。「我们需要一位新的生态版奥斯曼男爵，」尼古拉斯·西斯托总结道。「巴黎之美在于其语言的统一性。现在必须根据气候变化重新思考这种语言。」只要有一点政治意愿，这个未来并不一定那么阴暗。 ➤

对于负责生态转型的巴黎市副市长爱丽丝·蒂姆西特（Alice Timsit）而言，“如果不进行深层改造，面对高温，这座首都可能会变得不再宜居”。完整采访请见我们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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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家，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吗？

长期以来，家作为思考对象被人们所忽视，但它在我们的生存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被珍爱、被萦绕、被遗失、被幻想，它是一层薄膜，时而保护我们，时而禁锢我们；它被时代的议题所贯穿，且往往将这些议题具体化。因此，今年夏天，《解放报》邀请了哲学家、作家、人类学家……从不同角度探讨这一主题。

我梦中的家

有我们居住的家……以及活在我们心中的家。现实之屋，想象之屋：前者让我们得以构建自我，而后者则是由我们创造的。

这是一个我经常做的梦。我在家里。我独自一人。大多数时候天气很好。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在地面上形成一道光路。这时，我推开一扇门，或者一面镜子，或者仅仅是一堵墙。于是，我发现了一个此前一直隐藏着的额外空间。这是一个关于发现与亢奋的梦。我感到一种喜悦，同时也感到一种认同感。这种惊喜并没有改变我的家。它并非变成了别处：相反，它变得更加像它自己。更加像我的家。很多时候，我在隔墙后发现的空间是我公寓的镜像反转。我的空间比我想象中大了一倍。如何才能知道自己是在家中？像许多人一样，我搬过很多次家。我经历了一系列连续的“房子”——我给“房子”加上引号，是因为我在这里关注的是“home”的特质，即“家”的感觉。所有这些房子并不都同样属于我。这不仅仅是居住时长的问题。

当人们勾勒一座理想之屋时……

我在某些地方住过很久，但这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房子是一个人们在其中生活的空间。但它同样是一个活在我们内部的空间。对我而言，当我做那个关于“双重性”的梦时，我就知道自己在某个地方拥有家——一座官方的房子，以及另一座秘密的房子。

人们认为房子是一个容器。从字面意义上讲。看看孩子的画作，房子就像是一个容纳我们的盒子。容纳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活。就像头骨是容纳思想、希望和欲望的盒子一样。可以说，健康的灵魂寓于健康的身体，而健康的身体寓于健康的房子之中。但当然，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精神和生活比这更具流动性。它们到处溢出。它们倾注到世界中，而世界也倾注在它们之中。房子也是如此。房子，我们的王国，我们的气泡，永远无法完美地被包含在自身之中。它总是呈现出双重性。在真实的房子旁边，有一座梦中的房子。在我看来，要真正理解“家”和“房子”，必须考虑到这两个空间。

小时候，我有一本特别的笔记本，是我和父亲一起记录的。在那本笔记本里，我们记录了梦幻之家的各项元素。（那时我的父亲在巴黎学习建筑，他离开祖国仅几年，或许在思考是应该留下还是离开，而这个问题——比梦幻之家的构想更宏大、更模糊——一定一直困扰着他）。我们随心所欲地添加东西。瞧，我们需要一台望远镜。一个阳光房。瞧，一个游泳池，一个羽毛球场。一个隐藏在书架后面的秘密通道——就我而言，理想的房子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克鲁多》（Cluedo）游戏的空间想象。我们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拥有着那个时代和那个阶层的渴望。

我记得我当时一直强调安全性。安全保障。需要栅栏，需要摄像头。我的父亲对这一方面完全不感兴趣，而安全专家是我。为什么？我当时在焦虑什么？当人们勾勒一座理想之屋时，已经能感觉到现实在敲门了。我想要的不是一座房子，而是一座堡垒，一座岛屿。另一个世界。而我的父亲则在思考我们住所的能源自给自足。这其实是用另一种方式表达同一个在根本上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自给自足。

我们不断地添加，不断地添加。这完全没有逻辑。如果我们将这座理想之屋建成，它会在自身矛盾的重量下坍塌。但如果我们尝试相反的实验呢？如果不是增加，而是减轻呢？那么，我们是否会对理想之屋的定义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如果我们不断地删减，最后会剩下什么？那个让“家”依然是“家”的微小元素会是什么？如果没有它，我们是否就彻底不再“在家”了？

这个问题显然没有唯一的答案。但这种简化练习很有趣。我曾在一家杂志上读到：“旅行时如何让自己在任何地方都像在家一样？”建议当然是带上自己的香水。自己的茶叶。自己的枕套。这是一个更为温和的版本，而一个更为残酷的问题则贯穿于人类历史之中：当必须抛弃一切时，如何保留一个“home”的核心，一颗关于家的种子，以便最终（这是希望所在）能将其种植在别处？

一个根植于时空的场所……

对某些人来说，圣经就是家。如果你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本，那么你就在家中。对于尤利西斯来说，那是伊萨卡岛。但伊萨卡可能会被夺走。那么他的宫殿呢？但他的宫殿可能会被焚毁。不，对于尤利西斯来说，在最后的底线之上，真正的家是他的床。那张由他亲手在橄榄树桩中雕刻而成的婚床——在《奥德赛》（至少在荷马的版本中）里，正是它构成了家园。梦想根植于床，而床根植于风景。

床。我越想越喜欢这个想法。它简单，且具有说服力。对我而言，我从未在任何地方像在床上那样感到自在。在许多时代、许多文化中，它都具有这种“home”的价值。即使在灾难之中，它依然能营造出家的感觉，提供保护。

即使在一切天翻地覆、熟悉的秩序被打破之时。“6月13日（1940年），我们的城市刚刚遭到轰炸。我们躺在床下躲了半个多小时。”当时7岁（1）的克洛德·茹万西（Claude Jouvancy）回忆道。

作者： 雅库塔·阿里卡瓦佐维奇（JAKUTA ALIKAVAZOVIC） 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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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会想起那些大迁徙的画面：家庭成员带着他们的牛和床上用品走在路上。直到今天，在被围困的城市里，人们依然将床垫顶在窗户上，以防御玻璃碎片、爆炸的冲击波，以及进进出出的无人机。在我们的头顶，甚至在垂直方向上，床的使用方式被悲剧性地扭曲了——就像和平悲剧性地转向战争一样——但床依然在营造家的感觉。

是的，我梦想我的家比我想象的更宽广、更迷人。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更经常经历相反的情况。空间在缩小，在褪色。任何一个回到童年时被遗弃之地的人，都必须面对这种失望：难道就只有这些？记忆中的那个王国，它的富足，它感官的繁盛——难道就只有这些？回家往往是一场悲剧——通常是在那时，人们才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永远无法回家。

因为家不仅仅是一个空间，它也是一段时光。而这个时空，首先是在我们的青年时代具体化并根植的。然而，当一个人成功找回“自己的”家时，那是多么大的福祉！这对机体产生的影响是惊人的。回到青年时代的场所，身体和精神都能从中获益。在丹麦，一个特殊的“博物馆”（现已被世界其他地方效仿）重建了1980年代的生活环境，供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使用。通过触摸曾经日常生活中的物品，找回某些质感、某些气味，记忆随之回归。一种平静感也随之而来。在青年时代的家中，人们会变得年轻。

文学，或一种移置的艺术……

一方面是现实空间，另一方面是虚构空间。就像在我的梦中一样。这是所有居所的模糊特质。而且，这一次，我对“居所”的理解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因为我们在某些形式中也感到像在家里一样。我的意思是：某些叙事形式。某些讲述故事的方式，它们是梦之屋，既真实又虚幻，既是个人的又是集体的。无论对错，我们在其中感到安全。我说过人们永远无法真正回到家中，但这并不完全正确。有些人做到了。当然，这需要一点技巧。回到家中，也许并不意味着重新找到它，而更像是重建它。这可能是一家重建了唤起记忆之环境的医院。但它也可以是一座由文字构成的房子。文学是一门能够将不再存在的居所——那些被摧毁的、被失去的居所——移置到另一个时空中的艺术。将其重建为在它属于我们的那个时代，在我们心中所呈现的样子。而且，如果它在现实中对我们而言已经丢失，那么在书页上，它向所有人敞开。一个私人空间发生了分身，变成了一个公共空间。一种亲密的、主观的、偶然的体验——现在变得可以分享了。我那时大概 6 或 7 岁。我们已经搬进了我度过整个青少年时期的那套公寓。我坐在床边。一张漂亮的船形床，它在几十年前就已经不存在了，但如果我集中注意力，一切都再次回到了原处。抽屉的黄铜把手，

对某些人来说，是圣经构成了家。如果你拥有属于自己的那本，那么你就在家中。对于尤利西斯来说，是伊萨卡岛。但伊萨卡可能会被夺走。那么他的宫殿呢？但他的宫殿可能会被焚毁……

在下方；打磨光滑的木头，它在我的手掌下几乎带着肉体般的温热感；那些肉眼看不见但用指尖能感觉到的胶水残迹，就在那里，我曾撕掉一张我觉得太幼稚的彩色贴纸，尽管我不愿承认，但我现在极其想念它。笔记本摊在我的膝盖上。一本在市政厅附近的 Prisumic 购买的 Clairefontaine 笔记本。它的封面是柠檬绿和芥末黄的单色调，我不喜欢。我更想要粉色或紫色，但已经卖完了，久而久之我会学会喜欢它。我在等待。我有一床蓝色的床罩，它的颜色与木材温暖的反光相得益彰。

沉思时刻，一种共处的方式

我的父亲终于来了，他坐在小床边我的身边。我们看着那本笔记本。我们反向地翻阅它，从最后一页——也就是最近的一页——开始，一直回溯到最开始。我有一支削得整整齐齐的 HB 铅笔。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梦想中的房子。今天它会是什么样子？

一个沉思时刻。一种共处的方式。过了一段时间，在斟酌措辞后，其中一个人会说：“为什么我们不把游泳池放在屋顶上呢？”

那张床早已不存在了。蓝色地毯和浅灰色壁纸在三十多年前就被撕掉了。一切都消失了。那个家——我的第一个家——我失去了它。就像每个人在某个时刻都会经历的那样。那本笔记本，谁知道现在在哪里？在地下室或阁楼里，或者被撕碎了，或者被扔掉了。然而——我梦想中的房子依然屹立。它仍然没有完工。我用手头现有的砖块来建造它，那些我继承来的砖块，以及那些我根据自己的喜好塑造的砖块，以便更好地操纵、移动和组装。它们是我作为小说家的素材。而且，因为它是用空间和时间、图像和文字构成的，我所唤起的这座房子必然是多元的。它依然没有游泳池，无论是在屋顶还是其他地方；但它并不缺乏秘密通道。 ➤

(1) 最新出版作品：《Au grand jamais》，伽利玛出版社，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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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眼睛 Fanny Liatard 与 Jérémy Trouilh 著。 上方照片

ET COURT: LUNY FILMS

洛迦诺电影节

根源

与热忱

这一瑞士盛事的第 79 届电影节 探讨了流离失所、身份危机 以及被历史搅乱的生活， 其选片倾向于选择 出人意料的路径。

《Übergang》，托马斯·海斯（Thomas Heise）纪录片。照片来源 FILM HARBOUR ADACIP

我很少醒来

作者 CLÉMENT COLLIAUX

特派记者发自洛迦诺（瑞士）

抵达洛迦诺，从头到脚被染成了电影节的豹纹色，人们可能会感到双重的陌生感。首先是因为这座城市位于瑞士极南端，处于该国的意大利语区，这迫使我们这些可怜的法国电影节参与者像遥远的游客一样使用英语。其次，在时髦的餐厅和奢侈品店之间（让人感觉像是微缩版的戛纳），很少有眼睛是落在电影屏幕上，而不是落在马焦雷湖上闪烁的阳光或金巴利酒杯中。但这无关紧要，甚至更好：分布在众多选片中的电影，将在这次旅途中成为我们的“家”，那是只有电影海事法起作用的国际水域。

恰恰是在这第 79 届电影节中，经常讨论的是在未知土地上寻找自己的位置，讨论那些陷入混乱的个体（一部德国电影就名为《Ich ist ein Anderer》，意为“我是一个他人”）以及流离失所。特别是国际竞赛单元，充满了这种挣扎。伊莎贝尔·斯特弗（Isabelle Stever）的《I Rarely Wake Up Dreaming》从一名跨性别男性的视角处理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他新近获得认可的男性身份可能会导致他被征召并被送往前线——这是一次相当含蓄且敏感的战争观察，展现了身份的撕裂。韦恩·瓦佩穆夸（Wayne Wapeemukwa）的首部长片《Manhunt》雄心勃勃但略显过于“冲击”，讲述了两个具有非自愿独身者（incel）倾向的年轻人在加拿大的公路旅行，他们陷入了一个日益残酷且抽象的现实中。即使在玛丽亚·贝克（Maria Bäck）那部常规的浪漫喜剧《Brave New Love》中，一名在家庭和情人之间挣扎的四十多岁斯堪的纳维亚女性凯特，最终选择前往希腊以重新找回自我。

神秘的彼岸世界

电影节的开幕片在皮亚扎格兰德（Piazza Grande）的巨幕上放映——这座洛迦诺的广场已被转化为露天放映场地。这部电影预告了其基调（绿色）：法妮·利亚塔德（Fanny Liatard）和杰里米·特鲁伊（Jérémy Trouilh）带来了《绿眼睛》（Yeux verts），这是他们在令人赞叹的《加加林》（Gagarine）六年后的电影回归之作。影片聚焦于一名小女孩和她的哥哥（赛义德·埃尔·阿拉米 Sayyid El Alami），他们是定居在朗德省（Landes）并面临被驱逐威胁的移民。由于焦虑，哥哥陷入了一种“屈服综合征”（syndrome de résignation）——这是一种发生在年轻难民身上、虽令人惊讶但确实存在的现象——并陷入昏迷。电影将这种嗜睡状态描绘成一个神秘的彼岸世界，某种精神上的林奇式“黑屋”（black lodge），妹妹随后也将冒险进入其中以拯救哥哥。如果说想象力与社会现实的相遇在《加加林》中已有体现，那么《绿眼睛》则达到了将政治性置换为诗意性的极限。影片呈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梦幻景象，但由于被禁锢在精神分析和个人维度的层面，

它采取了一种略显逃避的遁世方式，用一个控制得过于精准的内省故事，抵消了具体且紧迫的现实问题（如居留许可等）。 为了表现被危机社会所摧残的主观意识，今年在洛迦诺放映的几部电影不得不在这类刻板的“主题电影”与回避问题的隐喻之间寻找平衡。乌塔·贝里亚（Uta Beria）的《催泪瓦斯》（Tear Gas，入选“当代电影人”单元）试图调和内心世界与政治背景，想象了一个被俄罗斯占领格鲁吉亚而撕裂的家庭的悲剧。《催泪瓦斯》围绕一场大规模游行展开，该场景在实地拍摄，将演员置于真实的反对亲俄政府的骚乱之中。因此，全景镜头呈现的是纪录片，而特写镜头则是虚构故事。遗憾的是，在这两者之间，《催泪瓦斯》在字面意义上难以摆脱一片模糊地带：出于匿名化考虑，演员周围示威者的面孔被模糊处理，导致电影的这两个组成部分依然显得格格不入。矛盾的是，乌塔·贝里亚在最接近现实时，反而不如在完全虚构的场景中更能体现这种鲜活的现实，后者创造了巧妙的迂回方式：森林上空飘荡的薄雾预示着催泪瓦斯的烟雾，从空中拍摄的郊区住宅街道则象征着一座露天监狱的栅栏……解决这种私人情感与历史之间困难共存的一种方案可能是回顾的形式，即在个人轨迹中挖掘其所经历事件的印记。

这正是非竞赛单元展出的纪录片《过渡》（Übergang）所出色完成的项目。该片由德国电影人托马斯·海塞（Thomas Heise）构思，他是一位曾在东德（RDA）政权下遭受审查的伟大纪录片导演，在2024年去世前不久，该项目由彼得·巴德尔（Peter Badel）和克里斯·赖特（Chris Wright）接手完成。影片将海塞的传记与档案资料及他的电影片段交织在一起，并描绘了他度过余生的柏林街区。舍恩豪泽大道（Schönhauser Allee）的地铁站作为一个中转地，在象征意义上转化为记忆的十字路口，使得人们能够从一个人的生命出发，追溯到德国历史的几个关键时刻。乘坐青春期的“列车”将人们带回70年代的东德，当时被判定为反抗者的海塞受到严密监视；而回顾这位纪录片导演的童年，则意味着提及他从集中营幸存的父亲。

侧面切入

这种令人兴奋的流动，还具备一种能力，能够通过回响或对比的效果，在当代影像中唤起过去的幽灵。例如，当旁白讲述史塔西（Stasi）的手段时，柏林铺路石上落日余晖投下的巨大阴影，似乎重新激活了那种阴暗的威胁。这种将不可言说之物注入纯粹纪录片镜头的方式，恰恰适时地让人想起安娜·瓦兹（Ana Vaz）在洛迦诺电影节展出的电影《花火》（Hanabi）。该片改编自早川阳子（Yoko Hayasuke）的《放射性大脑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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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火》探讨了福岛核事故的后果，事故本身从未在画面中出现，却无处不在。这场灾难的特殊性质——其不可见的放射性沉降更被日本政府掩盖——促使这位巴西导演采取了一种侧面且实验性的切入方式。《花火》捕捉到了一种令人心烦意乱的嗡嗡声，像一种弥漫的焦虑笼罩着整个岛屿：每一条街道，每一朵花，每一条河流，如今都成了潜在的辐射源。

因此，本届电影节中那些最独特的影片，往往是那些不走寻常路的之作。必须承认，或许是出于瑞士式的中立考量，这里涵盖了各种口味（在一种极具反差的趣味中，奥利维亚·王尔德和让-吕克·比多在不同夜晚先后踏上了大广场的土地）。值得关注的还有几部“不速之客”：阿尔贝·塞拉（Albert Serra）的《我生命中的十六个时刻》（Seize moments de ma vie），这部由《太平洋化》（Pacifiction）的这位加泰罗尼亚导演执导的影片，是对英格丽德·卡文（Ingrid Caven）一场音乐会的催眠式记录；洪常秀的新片《 Nowhere to Lay My Eyes》，依然像他近期的作品一样，既单薄又迷人，忠实于那种苦涩的田园风格；最后是孙逊的《魔幻地图》（Magic Atlas），这是一部形式如同地狱版画的动画电影，介于奇幻与蒸汽朋克之间，其造物主般的狂热让人想起菲尔·蒂佩特（Phil Tippett）的《疯狂之神》（Mad God）。最后是丹尼斯·科特（Denis Côté）的新作《他人的身体暴力》（Violence du corps de l'autre，见旁页），他在这个经常为其颁奖的电影节中（曾两次获得《她想要混乱》和《冰壶》的最佳导演奖）。

CINÉMAV

“我喜欢一只脚踏在世界之外”

魁北克电影导演丹尼斯·科特（Denis Côté）带来了《他人的身体暴力》（Violence du corps de l'autre），这是一部带有幽默色彩且由疾病滋养的阴森电影。在摆脱了真实感和掌控欲之后，他现在主张一种随兴的状态。

作为洛迦诺电影节的常客，魁北克导演丹尼斯·科特在本届第79届电影节的国际竞赛单元中展出了《他人的身体暴力》。影片讲述了孤独的米拉（Mira）的故事，她是一名现代版的“死神”，负责向未来的自杀者递送致命药丸，并且很快试图从雇佣她的组织中解脱出来。这部由这位曾凭借《Vic + Flo 看到了一只熊》（Vic + Flo ont vu un ours）或《消失城市名录》（Répertoire des villes disparues）而备受关注的导演所创作的电影，风格神秘且激进，阴森且掺杂着幽默，见证了他在经历一段艰难时期后所获得的新自由。

《他人的身体暴力》最初的冲动是什么？

首先是一位女演员：在多次合作之后，我想给拉里萨·科里沃（Larissa Corriveau）一个主角。其次，我是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写这部电影的，当时我患有肾功能不全。我的未来极其不确定——幸运的是，在一次移植手术后，我最终恢复了健康。当肾脏不再过滤血液时，大脑会被毒素填满。我的眼前就像蒙了一层纱，这导致了电影呈现出一种“低分辨率”的质感，采用了颗粒感十足的16毫米胶片拍摄。对我来说，这个故事就像是死亡与不确定性的碎片。女主角被困在一个近乎阈限的空间里，从事着一份不可思议的工作。她需要一个新的生活，为此必须做出牺牲——这正是我当时患病时的处境。这使得电影基调阴暗，但我努力在其中加入古怪和幽默。电影似乎随着角色一起漂流。

拍摄过程是否是一个实验场所？在魁北克以及美国，我们有一种非常死板的剧本文化。但现在我有了相当不错的名声，可以向资助机构提交仅有五十页左右且存在缺失的项目计划。在拍摄现场，我给演员一个情境和几段对话，然后让他们围绕这些内容进行创作，就像自由爵士乐一样。某些场景在很大程度上是即兴发挥的，尤其是在电影的“柔软中心”部分，即米拉在她的老板——一个半黑帮半大师的人物（由菲利普·雷博 Philippe Rebbot 饰演）家中停留几天的那段时间。在派对和喧闹之间，时间被拉长，人们不再真正清楚自己在看什么。这可能会让观众感到迷茫，但我非常喜欢这种剧本逐渐散架的想法。我的电影总是两极分化的，我经常说：放映期间，如果有二十个人离开电影院，那就是个好兆头！

您如何定义电影发生的世界观？它是否接近于童话？

社会现实主义已经完全不能引起我的兴趣了，我喜欢一只脚踏在世界之外。我以前不会这么说，但现在我不在乎真实感。时间线是扭曲的，叙事是漂浮的。正是通过偏离现实，才能触及诗意。年轻的时候，我们会试图过度掌控电影，梦想着宏大和精美的画面……自从生病后，我的方法变得更加随兴。我不再将形式知识化，这让我感到自由。是否有时能感觉到摄像机的存在太明显？某些镜头是否过于刻意构图？有可能，但现在我允许自己说：我不在乎。

采访记录：C.C.（在洛迦诺）

奥里亚克 2026

8月19日至22日

ANANIA DANSES - TAOUFIQ IZEDDIOU CIE C'HOARI

CIE JIL Z - MEHDI DAHKAN CIE LE FILS DU GRAND RÉSEAU CIE MONSTRE(S) - ÉTIENNE SAGLIO ENSEMBLE FACTURE - NICOLAS BARRY ERD'O

HIYA COMPAGNIE - DALILA BELAZA IN ITINERE COLLECTIF

KAMCHATKA KHALIL EPI LA LOUVE

MARZOUK MACHINE MINUIT COMPAGNIE NANCY NAOUS - 4120.CORPS

RAEDA SAADEH SELMA & SOFIANE OUISSI SHAYMAA SHOUKRY

TEMPLE INDEPENDENT THEATER COMPANY

国际街头戏剧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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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

7月15日，在罗马斗兽场举行的 Quo Vadis 电影节期间。照片 ANDREAS SOLARO AFP

[...OMITTED...]

意大利议会计划创建自己的国家电影中心（CNC）

借鉴法国模式，意大利政府希望通过创建一个独立的公共机构来改革电影业。对于该行业的专业人士而言，这是一件“好事”，但他们对该机构的资金筹措缺乏“愿景”表示遗憾。

在政治上被撕裂的意大利，一边是超民族主义政府，另一边是谴责乔治亚·梅洛尼（Giorgia Meloni）企图损害多元主义的反对派，但电影改革竟然获得了全票通过。7月中旬，众议院文化委员会在没有一张反对票的情况下，批准了一份综合了四项法律提案的文件，其中第一项提案由民主党全国秘书埃莉·施莱因（Elly Schlein）提出。委员会成员、民主党议员马泰奥·奥尔菲尼（Matteo Orfini）强调：“对我们来说，参考标准是以国家电影中心（CNC）为核心的法国体系。”他坚持认为：“这是一个典范。由于标准不同，我们不能完全原样复制，但创建一个独立机构确实是最接近 CNC 的做法。”实质上，该文本计划从 2028 年 1 月 1 日起，成立一个电影与视听机构，接管目前由文化部总局承担的大部分职能，首先是公共资金的管理。

争议。 与此同时，将成立一个由行业代表（从作者、制片人到平台）组成的电影与视听论坛，旨在提供指导并评估公共政策。马泰奥·奥尔菲尼保证：“我们引入了确保机构独立性的必要保障，其中包括：主席必须获得议会文化委员会三分之二成员的批准。”他认为“电影制作人普皮·阿瓦蒂（Pupi Avati）的干预起到了关键作用”。2025 年 5 月，在多纳泰罗奖（David di Donatello，相当于意大利的凯撒奖）颁奖典礼上，这位八旬导演谴责了该行业的财务危机，并向政界发出呼吁：“最美好的事情应该是……施莱因给梅洛尼打电话说：‘你好乔治亚，我是埃莉，我们能和乔杰蒂（Giorgetti，注：经济部长）见半小时谈谈意大利电影吗？’”

“与部委总局相比，这是一个进步。”

弗朗切斯科·拉涅里（Francesco Ranieri） 马蒂诺蒂（Martinotti）导演

这项被推迟已久的改革计划最终启动了。尤其是除了意大利电影资金问题外，近期围绕现任部委委员会电影筛选的争议日益增多。一些项目，例如基于贝尔纳多·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遗作剧本并由苏珊·萨兰登（Susan Sarandon）参演的电影《回声室》（The Echo Chamber），被扼杀以转而支持具有民族-大众倾向的影片，例如关于那不勒斯歌手吉吉·达莱西奥（Gigi D'Alessio）的传记片。

视听制片人协会主席基亚拉·斯巴里贾（Chiara Sbarigia）认为：“我们目睹了一些荒谬的情况，这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该体系。”她认为改革方向正确，但仍有许多要点需要明确：“我们还不知道该机构将如何获得资金。而目前我们正面临投资萎缩。为了完成 2026 年的预算，我们在税收抵免（国家自动税务返还）方面还缺少 50 百万欧元，”她强调道。随后她补充说：“我们希望有一个类似于 CNC 的体系，在旨在调节市场不对称的规范框架内运行。”

“监护”。 国家电影作者协会（Anac）主席、导演弗朗切斯科·拉涅里·马蒂诺蒂（Francesco Ranieri Martinotti）同样认为该法案提案包含一些“好的内容”，但由于遗憾于缺乏“愿景”，他仍持怀疑态度：“如果能建立一个自治机构，那么相比于部门总局来说这是一个进步，但仍需在实践中观察该机构是否真正独立于权力。通过董事会成员的任命机制，政府可以继续将该系统置于监护之下。”

这位导演同时也是佛罗伦萨法国电影节（France Odeon）的负责人，他提醒道，在2015年，Anac曾致力于一项明确预见建立“意大利版CNC”的法案提案。该倡议最终被当时的中左翼政府否决。“最终，英美式的税收抵免（tax crédit）系统被认为优于法国模式的电影选择性资助系统，”他强调道，并指出“如今在法案草案中，他们选择了‘机构’（agence）一词，而非像CNC那样使用‘中心’（centre）”。议会讨论将于9月重启。

埃里克·约瑟夫（ERIC JOZSEF） 罗马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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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TOINE HINGE

第 201 期：夏日彩虹线 (5 / 7)

■ 横向 1. 杯底的预兆 5. 托尔金笔下会说话的树 9. 经过机器处理 13. 古雅典国王 14. 出版 16. 全有或全无 17. 通往文化的芝麻开门 20. 三次翻倍 21. 夜之平台 22. 符合习俗 23. 享乐之行 25. 相信谁？由您来揭晓... 31. 他在搞什么？ 16-横向 33. 不说 16-横-

向 34. 成为崇拜的信任 35. 排在 lyrus 之后 36. Paper Planes 的女说唱歌手 39. 在白宫（MMAison Blanche）组织一场战斗 40. 卷起一支烟 42. 含果肉的苏打水 45. 为了做成一个好的：使用前一天的谷粒 48. 视频 49. 将一卷书分为两部分 53. 腰带和背带 55. 递增的阶梯 58. 历史上具有毛主义色彩的语录集 60. 不清晰 61. 狩猎矛 62. 靠近万讷的岛屿 63. Y + + ? 64. 没头没脑的 Calard 65. 您有窍门吗？

■ 纵向 1. 然后，悲剧发生了 2. 头部受刺激 3. 地点 4. 指着某处时听到的 5. 洛桑学校，简写 6. 16-横向 7. 作为支撑的 Y 8. “进攻！” 9. 榨汁机 10. M. 和 Mème Seintuélet-Mémésin 有个儿子？ 11. 能量消耗 12. 半外星人 15. 其国旗像罗马尼亚国旗 18. 坠入爱河 (r) 19. 卢旺达民族 24. 来自缅甸 26. 顺风 (民谣) 27. 第 N 次书写 28. 常与拉神（Ré）相关的神 29. 欧冠背后的联盟 30. Making Plans for Nigel 的组合 31. 其硬币的货币 32. 凯撒

在豪华酒店 34. 保护用的 U 37. Good Way (Faye Webster) 38. 正好与一种著名饮料相交的动作 41. 蜱虫或八月 43. 喙色 44. 更衣室 46. 产生效果 47. 16-横向，当有多个时 50. 研成粉末 51. 好的苏格兰人 52. 萨伏依之水 53. 在阳光下变黑 54. 悲剧前听到的 56. 使 16-横向 出现 57. 接在 bon 或 mal 后的后缀 58. 大脑专家 59. 在啤酒杯底能看到跳舞的那一年。

上周末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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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正反之间 (3 / 8)

救命能手

布兰丁·林克尔的救护站

作家兼资深游泳者对守护旺代省海域的救生员岗亭的探索。

在旺代海岸的诺特丹德蒙（Notre-Dame-de-Monts）海滩救护站附近，夜晚有时能看到蓝色或红色的灯光在沙滩低处闪过。它们似乎在自行移动，像是在波浪边舞动的巨型萤火虫。事实上，那是狗。它们戴着 LED 项圈，主人在带它们散步前系上了项圈，与其说是为了把它们变成圣诞树，不如说是希望防止它们走失。在这个多风的地区，夜晚没有人会来救它们。幸运的是，狗完全意识不到危险。它们充满了天真、愚笨和快乐。我正因如此而喜爱它们。

必须让眼睛适应黑暗，很快就能分辨出它们在地平线上显现的轮廓。它们跳向空中，抖抖身体，因为一根木棍而变得兴奋。很快，它们沿着一条将海滩一分为二并紧邻我们关注的建筑的混凝土小路，向村庄方向走回。

于是，就是这个伫立在那里、洞察一切的救护站。这是一栋不寻常的建筑：它看起来像一艘面向大洋的宇宙飞船，一座坚固而古怪的建筑，不打算让自己被

人物志

它就那样矗立在那里，从20世纪初开始。它究竟是什么时候建的？我不知道，但我曾在网上一个令人动容的虚拟小组“昨日的圣母山（Hier à Notre-Dame-de-Monts）”发布的旧照片中发现过它的踪迹。这是一个由明信片组成的收藏集，旨在维系这座如今拥有约2000名居民的海滨村庄的记忆。村庄被一片松林环绕，这些松树种植于19世纪，目的是为了固定流沙，防止飓风袭击该市镇，就像1741.年发生过的那样。传说在那一年，沙子淹没了整个村庄，甚至掩埋了教堂。

在不同时期的图像中，这个救护站呈现出多种面貌：我发现，在成为如今这座坚固的建筑之前，它曾像一座临时搭建的渔民小屋，随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固，但其淡色的外墙上始终用红色字母写着它的名字。那是一种圆润且朴素的字体，平静地、不带大写地标明着：“救护站（Poste de secours）”。

它的样子很简单，而这正是其魅力所在。那些永恒不变的字母，就像海滩上的夏天；永远是同样的暖沙，同样的粉色海藻（被称为 varechs），搁浅的水母

以及待售的甜点。在潮湿的浴巾上，放着防晒霜和被海水浸得页边卷曲的侦探小说。这个救护站就像是一个孩子画出来的。

我对它的热爱，在某种程度上也源于童年。我在西边那里度过了大约十五个夏天，我记得在8或12岁时，这个白色的大块建筑就令我着迷。它激起了一个关于远方永恒的梦想。在我眼中，这个救护站就是这座城市的中心，就像对其他人而言的教堂，或在其他地方的清真寺一样。这个救护站化身为一种沉默且孤独的宗教，我在生命很早的时候就信奉它，直到今天依然忠诚。我曾相信——而且现在依然相信——用我全部的心去相信海洋，这个与月亮和其他大陆相通的宏大整体。

我曾多少次来到这里，来到那些小石阶旁，仅仅是为了向救护站问好？它向我承诺的是冒险。冬天，我可以爬上去，在它的平顶上行走，面对空旷的地平线白日做梦，或者想象自己统治着一个水下王国。夏天，我会去观察在那里上演的戏剧：人们来报告孩子失踪的消息，伤口和不适，以及救生员出海。救护站是所有警报的集结地。

下午，我也常来这里幻想，幻想那些穿着橙色衣服、勾勒出胸肌和乳房形状的泳衣之下的男女身体。这些超级女性，这些超级男性，他们占据了我内心传奇中最高的位置——人们称他们为

无论是写作或徒步的避风港，家族的老屋，电影院或心爱的海滩，《解放报》邀请作家们为他们热爱的一个地方绘制肖像。

当然是 MNS（救生员），在日常对话中很快就被重新命名为“M and M's”。我们试图用玩笑来化解，但在我们眼中，他们依然是半神。我们喜欢看着他们的身体走过。他们激起我们的欲望，是因为这些人懂得如何拯救。他们摇醒陌生人，将人们从相对的危险中救出，而我们则乐于夸大这些危险：被贝壳割破变成了战争创伤，髌骨脱位或眉骨裂开会让人们的面色改变，变得严肃起来。在救护站附近，灾难的念头——死亡的幽灵——在徘徊。这让时间变得更加沉重。是的，更沉重，同时也更感官化。这些橙色的身体，就是我旺代省沙滩上的《海滩救护队》，正因为这个以及许多其他原因，救护站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一群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如同被最黄的花朵吸引的蜜蜂。

但我太过于谈论它白天的样子了。然而，它在夜晚才是最美的。当它显得傲然，却不为任何人而傲。在冷漠中保持尊严。唯有在独自一人回到那里时，它才令人动容。今晚我恰好回去看它：我想拍下它那血红色的字母，并确定其具体的字体。风起时，海雾气味浓郁，我听到近处有昆虫在鸣叫，远处则是人们的嘈杂声。再也没有人在这片海滩附近徘徊，时间已晚。人们都聚集在屏幕前——那是世界杯。

于是我向这艘永恒之船的正面走去，震惊地发现，我深爱的红色字母已被白色油漆覆盖。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我之前怎么没有注意到？在我童年记忆的立面上，只剩下两道黄红相间的线条，以及一块蓝色的小牌子：勒内·弗拉丹（René Fradin），当地 SNSM 站长，任期从 1985 年 9 月至 2007 年 11 月。在这一切之上，是建筑巨大的平顶，那里似乎依然能承载我对异域的向往和时空旅行的梦想。但还能持续多久？

你能撑到下一个世纪吗？明天，下周，以及一百年后，你还会在这里吗？在黑暗中告诉我，继续陪伴我。从此以后，在你身边，没有人类，没有灯光，也没有了狗。快到午夜了，村里的路灯将突然熄灭，干脆利落，只剩下海水的拍击声，以及空气中剧烈的阵风。在屋顶上，你的桅杆在黑夜中发出响亮的拍击声。没有旗帜，它指向天空。

作者：布兰丁·林克尔（BLANDINE RINKEL）

拼贴：路易丝·康吉耶姆（LOUISE CANGUILHEM）、汉斯·卢卡斯（HANS LUCAS）和罗伯托·弗兰肯堡（ROBERTO FRANKEN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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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此地

彼此厌恶...

整个夏天。30个关于竞争的故事

Libé

周五 8月14日

周六 8月15日

周日 8月16日

以及

一个摄影展 今日之旗 我们的夏季系列 漫画...

白雪公主

VS 巫后

INTERPOTO: AUR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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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夏季 / 我们如此地彼此厌恶...

魔镜，我的血色魔镜，告诉我谁是最美的？

虚构 《解放报》发现了白雪公主的继母格里姆希尔德日记的最后几页。

作者：GUILLAUME TION

8月3日：要么她，要么我...

今晚我惊醒了。我梦见白雪公主取代了我，被选为施陶芬堡小姐。她在欢呼声中招摇过市，人们嘲笑我。我不得不强忍愤怒与屈辱为她庆祝。一场噩梦。那个瘦骨嶙峋的小东西，我真是受够了，她那泥泞般的头发、苍白的肤色和血红的嘴唇让我心烦意乱。而我才是给了她一切的人！没有我，她什么都不是。她的第一面镜子是我送给她的。直到黎明，我一直在城堡阴暗的走廊里反刍这些想法。我快疯了。为什么她如此无法忍受我，而我明明就是善良的化身？就在那时我明白了：因为她恨我。我觉得自己处于危险之中。自从我到来起，她就在挑衅我。在众人面前，她扮演着纯洁无辜的角色，一副面容无敌的天真模样。但我能清楚地看到，在她那7岁孩子的眼睛深处，她正寻求我的死亡。她想把她的父亲留在身边——那个总是缺席的老懒汉，并把我从王位上踢走，好与他一起生活在对他母亲的回忆中。而我，我只想成为我自出生以来就是的样子：最美的人。这也许看起来很琐碎，但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我的美是一种积极的、如太阳般的值。我的存在为他人的生活创造了快乐，我对公众是有益的。我让她安静地做她的缝纫，而我则让自己光芒四射。今晚的噩梦让我看清了她的把戏：白雪公主想要取代我的位置。但我不会坐以待毙。尽管我是最友好的继母，但我也知道如何变得冷酷无情。要么是她，要么是我。我赌我自己。

8月4日：肝脏与肺

终于搞定了！如果想要结果，就必须采取强硬手段。今天早上，我要求哈拉尔德——一个住在前线低地的猎人——在森林里杀掉白雪公主。非常激进。他欠我一个人情，只能接受。随后，他把她的肝脏和肺带给了我。虽然上面确实没写白雪公主的名字，但我信任哈拉尔德。我把这些全部油炸后吃掉了，以此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参与到她的消失之中。坦白说，味道极其恶心，我是强迫自己才吃下去的。关于“内在美”这件事，确实有很多可说的。离开餐桌时我感到恶心，这对气色非常不利。白雪公主真的让我受了不少苦。但让我们宽容一点：愿她的灵魂安息，尽管这是她应得的。下午晚些时候，格林兄弟来拜访我。他们搬到了不远处，在哥廷根的一套三室公寓里，虽然比不上不来梅大教堂，但依然很漂亮。我认识他们很久了。他们随着年龄增长变得糊涂了，但他们那些没人相信的荒诞故事总能让我觉得有趣。今天，他们摧毁了我的心情。我原本很开心（这很罕见），为我对那个死掉且被消化掉的白雪公主的胜利而感到自豪，我正咬着一块饼干，而一名奴隶在给他们端咖啡时，格林兄弟告诉我，他们在穿过森林时看到她了！白雪公主！活生生的，完全活着。但这还不是全部，我引用他们的话：“那个可爱的孩子被一群神奇的矮人们围绕着，他们在她身边又跳又唱，有小的，有大的，有年轻的，有年老的……简直是一场绝美的奇幻盛宴。”这又是什么鬼故事？我觉得哈拉尔德搞砸了。我慢慢地放下饼干，同时保持着僵硬的微笑。明天我会去森林里核实。在这里，所有事情都得亲力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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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8月5日：她若无其事地哼着小曲

在烈日下（这对我的美貌极为不利）于林中迷路好几次后，我终于明白了格林那两个废物看到了什么：那是国王在夏天接待的夏令营孩子们。这里的人类矮人跟月球上一样多——一个也没有。那俩家伙真是些蠢货。不过，在那些小孩中间，我还是看到了那个被深恶痛绝的存在：那贱人还活着！而且活得……她成了孩子们的奴才，整天洗碗、打扫、洗衣、做饭，而那些孩子则执意把一切弄脏，甚至为了好玩而扯她的头发、辱骂她。说实话，这真让人心酸。得是没有多少自尊心的人才会接受这种待遇。总有一天，我们应该把女性从这类杂活中解放出来。

但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定地执行我的计划：与其铲除那一帮孩子，不如只杀掉他们的受害者，这样要人性化得多。一旦那些小混蛋们去林子里玩耍，我就戴上羊毛兜帽，隐姓埋名地靠近我的继女，心中充满了恶意。

她跪在地上，用指甲抠着露台石块之间的缝隙，以清除泥土痕迹。她穿着那套肩部泡起的滑稽服装，若无其事地哼着小曲。我希望想象她已经变得苍老丑陋，但遗憾的是，她依然如此光彩照人。突然，她围裙的结脱-

她咬了一口我那颗有毒的土豆，随即倒下。几分钟后，孩子们把她的尸体搬出去，扔进了林下灌木丛中。

落了。我抓住机会，走到她身后，伪装声音喊道：“让我来帮您，可怜的小姐”，然后用尽全力猛拉围裙的绳带。她像被金属胸衣勒住一样窒息，那个傲慢的小东西甚至没能说声谢谢。我没有放松压力，咬紧牙关。她瘫倒在地，不再动弹。胜利！我匆匆离开，没时间吃她的肝脏或肺部：那些可恶的孩子们已经打打闹闹地回到了屋里。

8月7日：一切得重来

今天早上，哈拉尔德掉进了一个地牢深坑。就让他被遗忘在那里吧。在我的公寓里，我想用我的魔镜来让自己安心。我花了大价钱买这玩意儿，但我不喜欢照镜子，那太费劲了。尽管如此，我还是问它谁是最美的，为了确认我的结论，因为那只能是我，但我需要听到这个答案。令我愤怒且震惊的是，镜子告诉我，另一个女人在美貌上胜过了我。你们觉得是谁？当然是白雪公主，那个瘟神居然还活着。我在绳带上太疏忽了。从现在起，我要瞄准头部。但不能用剑或长矛之类的武器，那会让我的手臂疲劳，还会弄变形我的衣服。那个不可思议的年轻人很自恋。因此，我选择一把齿带毒的梳子，高效且轻便。我鼓起勇气，伪装成平民妇女回到森林，不得不说，这花了我不少时间。我敲响了夏令营的大门。敌人开门了，没认出我。我吹捧她那华丽黑发的亮泽——这是行动中最复杂的部分——然后告诉她，如果使用这把梳子，她会更有魅力。显然，她接受了。毫不犹豫，砰！我将带毒的梳齿狠狠压在她颅骨的一角。她向后倒下。中奖了，再见吧你们这些贱民，我走人。然而就在这时，那些小鬼们从树冠走道探险回来了。他们发现了白雪公主的尸体，并从她那实际上像乱麻一样令人厌恶的棕发中拔出了梳子。小姑娘复活了。真惨。他们直接把她打发去擦地。一切得重来。这世上真是没有公正可言。

8月10日：埋首于我的魔法书

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我决定保留毒药方案。但不再使用像梳子那样的小玩意。我要采取强力手段。需要一种强效产品，哪怕是一小口也能让整个阶梯教室的人全军覆没，且必须直接摄入——在蛋糕里、炸薯条里，随便什么都行，只要不再浪费时间。于是，我整个周末都埋首于我的魔法书中，调制这种无情的毒药。我在地牢里用哈拉尔德做了测试。效果完美。现在轮到白雪公主了。这一次，我伪装成一名流动摊贩在森林里找到了她，她精疲力竭，饥肠辘辘。她不停地奔波清理那栋小屋，周围是一群愤怒的孩子，他们只给她喂狗剩的食物。她依然保持着尊严，但能感觉到她

已经遭受了沉重打击。我几乎感到有些可怜。想想看，如果她没有那么嫉妒，我和她本可以相处融洽的。我们会成为最美的两个人，我第一，她第二。我可以接受这一点。我听到孩子们在客厅里玩耍，我悄悄敲了敲她被关在里面的厨房窗户。当我向她提供我的毒土豆时（“您可以根据您的喜好将其煮熟或油炸，”我诱导她道），她一把抓过并大口咬了下去。直接就这么咬了，没削皮也没怎么处理。像个动物一样。她当场毙命，在一声叹息中倒下。她说：“噢……我要死了。”奇迹！这一次，没有糟糕的意外。我等待着。她复活了吗？没有。那颗土豆看起来反而更有活力了。我离开房子，在远处观察。几分钟后，大门打开，孩子们把白雪公主的尸体搬出来，扔进了林间空地。这次，彻底解决了。

8月14日：那女的死透了

天呐，以王国第一美女的身份生活是多么惬意！竞争结束了，现在是展示我完美之时的舞台。心情舒畅，我在

那些仰慕我的乡巴佬之间散步，出于同情心，我让他们活下去，好让他们能在肮脏的田地里尽可能长久地赞美我。我爱他们。多么美妙的生活。今天早上，我收到了一份邻国王子的婚礼邀请函。我犹豫是否要去，以免给未来的新娘带来阴影。不过算了，我还是会去的，我有权享受一点乐趣，并让大家欣赏我的美貌。尽管这很累人，但也是一种责任。今天下午，格林一家再次来访。他们又给我讲了一个荒唐的故事：白雪公主——是天赋还是怪癖？——在吐出一块土豆后复活了，并且巧合地被一名陷入疯狂爱河的王子在森林中发现，随即被求婚，据说将成为邻国的未来公主，云云……简直胡说八道。他们肯定抽烟抽多了。我随他们怎么说。我知道那女的死透了。于是，我将心安理得地在那个肯定不如我美貌的陌生女人的婚礼上大显身手。 ➤

明天，在布依格（Bouygues）与博洛雷（Bolloré）之间，一场钢筋混凝土般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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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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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 / 调查

继承

仇恨的艺术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 男爵夫人们

遗产之争 (5-6) 自本杰明于 2021, 年去世以来，他的母亲纳丁（以其礼仪指南闻闻）与他的妻子阿里安（已全面掌控家族帝国）在公开场合反目成仇。两个截然不同的性格，而赌注则是该家族无法估量的部分遗产。

作者 SOPHIE DES DÉSERTS

演员纳丁·塔利耶（Nadine Tallier），未来的罗斯柴尔德男爵夫人，1957, 年，于巴黎。照片：DOMINIQUE BERRETTY. GAMMA RAPHO

这两个人一直无法忍受对方。无论如何都无济于事，即便她们拥有共同的妻姓——罗斯柴尔德，这个姓氏三个世纪以来一直代表着低调的富足与高贵。在日内瓦的社交圈中，人们津津乐道于这场“男爵夫人之战”，这场战争起初是隐秘且冷淡的，如今已演变为全面战争。在律师和公关人员的博弈中，攻势愈发犀利，围绕着一套无法估量的收藏品，法律程序不断堆积：古董、珠宝，以及由戈雅、伦勃朗、委拉斯开兹、维热-勒布伦签名的画作……“这是一座足以媲美卢浮宫的宝库，”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他曾在日内瓦湖畔普雷尼（Pregny）家族城堡的墙壁和安全地下室中近距离接触过这些藏品，该城堡自 1858 年起就被设计为一座博物馆。这场司法敌对的源头是 95 岁的纳丁·德·罗斯柴尔德（Nadine de Rothschild），这位曾经的边缘人已成为自封的礼仪女王，她是已故亿万富翁埃德蒙的妻子，也是本杰明的母亲——本杰明是一个脆弱的巨人，于 2021. 年猝然离世。她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对待，被禁止进入普雷尼，并被剥夺了部分她希望在博物馆中集中展出的收藏品。

埃普斯坦的建议：“阉割纳丁”

与之相对的是她的儿媳，60 岁的阿里安·德·罗斯柴尔德（Ariane de Rothschild）。她同样出身平民，但绝非那种会在电视上赞美出轨美德或银器光亮的人。她是一名在交易室中磨练出来的“战士”，一名坚韧的女性，四个女儿的母亲。2015, 她在丈夫的推动下掌管家族帝国，其业务涵盖从银行到奢侈品——酒店、葡萄园、远洋赛马队（Gitana Team）、Caron香水……——管理资产超过 2000 亿欧元，拥有 5000 名员工。在这个诞生于法兰克福犹太区核心地带的显赫王朝中，她是首位掌权的女性，被人们称为“夫人”或“男爵夫人”。她通过强硬手段确立地位，甚至敢于就名称使用问题起诉罗斯柴尔德公司（Rothschild & Co）的巴黎表亲们——这家投资银行已成为竞争对手，且正是那里孕育了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今年1月，她出现在“埃普斯坦文件”中，令全世界震惊。数百封邮件揭露了她自 2013 起就与该性掠夺者建立的友谊，而当时后者“仅”因招揽未成年妓女被定罪。阿里安·德·罗斯柴尔德向其团队发誓：“那是商业往来，我对这些恐怖行径一无所知。杰弗里有洁癖，他用肘部打招呼，而且身上总是带着酒精洗手液……”

2013, 她成为了埃普斯坦的目标，后者提出帮助该银行，当时该银行正面临美国司法部因洗钱而开出的巨额处罚威胁。他建议聘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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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奥巴马的前法律顾问担任律师，这使得罚款金额得以降低。于是，这位继承人在 2015 年初与埃普斯坦签署了一份 25 百万美元（约 21,7 百万欧元）的合同——其中 15 百万来自她的个人账户，因为银行仅批准 10 % 的支出。埃普斯坦随后将 1 % 转交给挪威外交官特耶·罗德-拉森（Terje Rod-Larsen）。国家金融检察署已启动调查，并于 2026, 3月搜查了该银行的巴黎办公室。在“文件”中，阿里安·德·罗斯柴尔德与埃普斯坦的关系显得越来越亲密，她充满信心，并对他那惊人的通讯录和信息感到欣喜，倾听他的无数想法，尤其是关于如何打击表亲或有一天出售其集团的想法，但她的公关人员指出，她“从未实施过这些建议”。这个掠夺者编织着他的网，时而冷漠，时而温柔，关心这位亿万富翁的“压力”，关心她那被认为软弱的参谋团队，以及那个被他称为“B”（即本杰明）的人，阿里安曾在一次邮件中将本杰明描述为“失控”。作为回报，埃普斯坦建议将丈夫“置于监护之下”，并“阉割纳丁”（原话为“castrate Nadine”）。令人震惊的是，这场战争再次升级。“我们发现了‘完美阿里安’的另一面，”纳丁·德·罗斯柴尔德的亲信们如此表示。“考虑到埃普斯坦的生活及其人物的阴暗面，对本杰明的死亡产生疑问并非禁忌……毕竟，尸检报告从未公开……”这位继承人于 2021, 1月死于心脏病发作，远在埃普斯坦之后。但现在，所有的攻击似乎都被允许，而阴谋论的冲动则助长了长期针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反犹主义爆发。最近，他的遗孀在普雷尼（Pregny）的私下场合低声感叹道：“我没有任何东西能逃过打击。”而现在，一名被解雇的年轻管家指控她秘密将艺术品从巴黎的私人府邸转移到日内瓦，另一些则转移到她在莫桑比克的房产中，且未向海关申报，正如Mediapart所披露的那样。“纯粹是物流问题，”银行的公关人员发誓道，“没有任何违法行为”。

金发蓝眼

随着九月底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Edmond de Rothschild）诞辰百周年的庆祝活动，这个秋天注定将充满戏剧性。阿里安（Ariane）将通过一系列致敬活动以及一份《费加罗杂志》（Figaro magazine）的特刊，向她的公公——也是其集团名称的持有者——表达感激之情。而纳丁（Nadine）则将借出版她的第十本书《女人，女人，女人》（Femmes, femmes, femmes）之机开启一场媒体宣传之旅；这本书由 Fayard 出版社出版，该出版社的所有者是她丈夫的前合伙人、老友文森特·霍洛尼（Vincent Holloni），书中重新挖掘了她与杰奎琳·肯尼迪（Jackie Kennedy）、布丽吉特·马克龙（Brigitte Macron）或

梅拉尼娅·特朗普（Melania Trump）的回忆。关于商业事务和目前进行中的诉讼等敏感问题不可避免地会被提及。这位曾与路易·德·富内斯（Louis de Funès）合作的前女演员对此已有准备。“关于这一点，尽管相信她，”她的法律顾问们欣喜地表示，“纳丁绝不是那种会三缄其口的人。”

起初，她确实保持了沉默。1992年，她的儿子向她介绍了阿里安（原姓 Langner），她是一名来自 AIG 保险公司的金融从业者，也是家族集团的客户，两人在一次午餐会上相识。从表面上看，这位未婚妻拥有一切：金色的发丝，蓝色的眼睛，骑手般的体态，以及在萨尔瓦多、哥伦比亚、刚果度过童年（随其身为化学工业高管的德国父亲调职）而习得的国际化气质。“如果我年轻点，我就要把你从我儿子身边抢走了，”永恒的诱惑者埃德蒙·德·罗斯

[照片：纳丁·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夫人与她的儿子本杰明（Benjamin）及儿媳阿里安，2000年10月于巴黎。背景为瑞士普雷尼城堡。 解放报照片合成：照片由 JULIO PIATTI, GAMMA-RAPHO 和 JÉRÉMY TOMA 提供]

柴尔德在一次加勒比海的介绍航行中如此说道。而纳丁则提供了建议，尤其是关于着装的建议，但被这位职场女性以一句“我要去德国央行接见，应该没问题……”给顶回去了。她也没有打算像纳丁那样改宗犹太教，以“成为一个真正的罗斯柴尔德”。整个日内瓦社交圈曾议论纷纷：“本杰明绝不会娶一个非犹太女人（goy）。”然而，婚礼还是在1999年冬天举行了，当时阿里安已怀有第二个女儿：一场民事婚礼和在普雷尼举行的小型招待会，这让这位社交名媛男爵夫人大为不满。

鱼子酱之夜与平行之爱

本杰明·德·罗斯柴尔德（Benjamin de Rothschild）厌恶社交礼节。他用那如猞猁般锐利的目光审视着自己的母亲，留着三天的胡茬，穿着因出海而磨损的 Docksides 鞋。一位朋友回忆道，在私下里，他曾坦言：“我有一个糟糕透顶的母亲。”他讲述了自己童年时期在仆人们陪伴下度过的时光，而父母则忙于各自的事业、各自的平行之爱以及那些鱼子酱之夜。“我曾躲在桌子下面，我看到了伪善，看到了金钱如何买到一切，又如何毁掉一切。”他曾是一个孤独、敏感的小男孩，有着自己的执念和灵光乍现的时刻，后来变成了一个古灵精怪的帅小伙，一名摄影师，前往马里布学习，寻找远方以及科技领域的商业机会。“他年过 50 岁时仍说：我的母亲一直把我当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认为我配不上我的父亲。”他心中一直对那位追求繁琐装饰和虚饰的母亲心存芥蒂，后者在她的书中吹嘘自己陪伴孩子较少，且在最近的《巴黎竞赛》（Paris Match）杂志中毫不避讳地承认：“我与儿子的关系众所周知地非常困难。”他选择了与她截然相反的人：一个德国式的勤奋女性，干练、独立且热爱运动，像他一样热爱自然。她曾在秘鲁的一个农场度假，在刚果的鳄鱼群中玩水上滑雪，这源于她父亲的鞭策，后者常在黎明将其唤醒并说：“阿里安（Ariane），你这辈子经历得还不够！”本杰明一个人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很快用情话提醒了她：“成为一名罗斯柴尔德，是我能给你最好的父亲礼物。”他是继承人，唯一的继承人，尽管在 1997 年去世的埃德蒙（Edmond）承认有一个私生女儿。他肩负着让这个金融帝国的责任，媒体将他称为“罗斯柴尔德家族中最富有的人”。他一直在普雷尼（Pregny）致力于此，这个领地在 1957 年被移交给日内瓦州，但仍保留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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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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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第 V 页。他的母亲将城堡留给了他，自己则退居到公园内一座迷人的小亭中。他拥有了一切：戈雅（Goya）的画作、陆地与海洋上的豪车快艇，以及在梅热夫（Megève）、莫桑比克或爱丽舍宫对面等地的宫殿……据说，他对此感到愧疚，并用一种幽默感来化解，比如：“别只因为我的外貌而爱我，我还有一个银行账户！”他挥金如土，给银行里那些才华横溢的能人提供丰厚的奖金和礼物。毫无上限，完全厌恶管理。

“快点办，否则我把你开除”

阿里安在产后恢复后便投身其中，她观察到：“这里存在滥用……必须拨乱反正。”她起初是以慈善事业温和切入，随后她的丈夫将她引入银行董事会。“对我们来说，她是‘AIG夫人’，她来自最专业的技术市场，拥有国际化视野，”该集团秘书长尼古拉斯·吉斯卡尔·德斯泰宁（Nicolas Giscard d'Estaing）回忆道。这位夫人立即整治了那个不愿为其安排办公室的顽固主管，对他说道：“快点办，否则我把你开除”，并警告下属：“我热爱战斗。”纳丁·德·罗斯柴尔德（Nadine de Rothschild）曾心甘情愿地讲述，在请求其儿媳远离家族事务后，遭到了后者的辱骂。而本杰明则采取回避态度。他追随阿里安的脚步，同样深信在金融危机后的行业新规以及银行保密制度终结的背景下，重组银行势在必行。他任由她进行重组，击碎那些权势女性，解雇元老们——后者在社交场合中对这位在2015年被推上银行领导层的“外来者”大肆攻击。他的母亲理所当然地支持那些被解雇的元老，比如成为了她的律师的尼古拉斯·迪迪舍姆（Nicolas Didisheim），以及她的财富管理师弗雷德里克·宾格利（Frédéric Binggeli）。她甚至将自己的巨额资金从家族银行中撤出，转而存放在竞争对手皮克特（Pictet）银行。这对她的儿子来说是极大的背叛，两人关系彻底破裂。“幸好，”这位儿媳说，“我们之间隔着很多树，可以避免中毒。”

纳丁离开了普雷尼（Pregny）的亭阁，搬到了日内瓦郊外的一栋房子里。而阿里安则带领一支年轻化的团队接管了权力，此外还有一名鲜为人知的秘密顾问：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她与他保持着不间断的沟通，在巴黎、纽约、日内瓦与他会面，但从未让他接近她的丈夫。这是出于隔离的愿望，还是为了保护他？“本杰明和我之间是共生关系。但我们截然不同，”这位继承人经常这样说。她黎明即起，处理母亲的忧虑和Excel表格。而他则在星空下思考数小时后才入睡，雕刻鹿角，试图平息内心的风暴。他生活在边缘，测试着人与事物的极限。“他的安保人员，一名摩萨德前成员，曾救了他二十次，”一位亲信回忆道。这位继承人在他的城堡下设有一个射击场，有一次为了好玩，他瞄准了一名爱丽舍宫的警察。他放纵自己做任何事，体验非洲深处和中亚的狩猎，出入自然与人工的乐园。他既肮脏又像个大贵族，既阴郁又阳光。“我对本杰明第一眼就产生好感的地方，是他的脆弱，”阿里安·德·罗斯柴尔德坦言。2021年1月15日，她成了寡妇。在银行接到的一个电话让她震惊：本杰明停止了呼吸。几个

几天前，她在赞比巴尔与女儿们共度圣诞节后，通过私人飞机将他从莫桑比克接回，随后转入日内瓦的一家医院。在那里，这位因肺气肿而接受治疗的叛逆者曾宣布：“够了，我要走。”他的朋友和员工看到他日益憔悴、忧郁且焦躁。其中一人表示：“本杰明做任何事都不会半途而废。他的父亲沉溺于酒精和烟草，而他则转向了crack等强效物质。”自新冠疫情以来，他陷入了深渊：巴黎罗斯柴尔德医院的一位工作人员动情地称他为“行尸走肉”，而这位继承人曾对该医院极为看重。在普雷尼城堡（château de Pregny）内布置了一间医疗室。他的心脏就在那里，在日内瓦湖前停止了跳动。阿里安·德·罗斯柴尔德召集了她的四个女儿，小女儿通知了孩子的祖父方祖母，而根据当时的说法，后者的回答是：“我为什么要去看那个？”这位社交礼仪女王缺席了儿子的葬礼，借口被通知得太晚而未能前往韦里耶（Verrier）犹太公墓，随后向《巴黎竞赛》杂志承认：“我不想让自己处于这个不再属于我的家庭之中。”

这位在城堡下方设有射击场的继承人，曾为了好玩，瞄准过一名爱丽舍宫的警察。

[...OMITTED...]

儿子的去世唤醒了她的好斗心，以及她的律师和财富管理师的好斗心。她绝不再允许埃德蒙留给那个被厌恶的儿媳的宝藏就这样被掌控。两个月后，她派遣一名心腹在一名执达员的陪同下前往普雷尼。由于守卫森严，无法进入大门。于是她向法官提起诉讼，出示了一份在公证人面前制定的、以她名字首字母命名的“N清单”：其中包含150件物品、小摆件和珠宝，其中包括维热-勒布伦（Vigée Le Brun）的画作。同时，她起诉了已经成年且在法律上拥有继承权的孙女们，但与此同时，她还将一部关于该王朝男爵夫人的著作献给了她们。而阿里安·德·罗斯柴尔德则决定正面交锋。她受够了过去的屈辱，以及被竞争对手利用的关于她和她丈夫的传闻。

纳丁·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夫人与阿里安·德·罗斯柴尔德，2004年9月27日于巴黎卢浮宫。照片：LUC CASTEL GETTY IMAGES

与年轻继承人们的一场和平茶会

在本杰明去世后的第二天，她便回到了日内瓦和巴黎的银行，主持罗斯柴尔德基金会的董事会，面色冷峻。她向每一个部门提供保证，从葡萄园到洛里昂（莫尔比昂省）的 Gitana 马厩：一切都将继续。一名家族内部人士强调，她将成为这座殿堂的守护者，以对抗“在她看来是对本杰明沉沦负有责任的纳丁”。对于这位母亲，她毫无怜悯之心；纳丁曾告诉记者，她的儿子在小时候因为服用过多的哮喘糖浆才导致了成瘾，而且过去她曾建议用一次“小型脑手术”来治疗他的抑郁症。“她想对我进行脑叶切除术，”他曾这样嘶吼。

轮到阿里安·德·罗斯柴尔德发起攻击，她将婆婆告上法庭，试图禁止对方在基金会中使用“埃德蒙”这个名字，理由是这与银行存在“混淆风险”，但最终未能成功。这位九旬老人向她的心腹透露，该机构表面上是为了“庆祝”她夫妇俩的“生活艺术”而创建，实际上是为了随心所欲地传承她的财富。她持有家族银行集团 16,9 % 的股份，其丈夫的私生女同样持有相同份额，双方曾尝试结盟，但未获成功。纳丁·德·罗斯柴尔德虽然拿回了自己的小楼，但在 2025, 年 6 月，日内瓦法院裁定城堡的使用权归其孙女们所有。两个月后，她尝试达成和解：在自己家中与那些从未被她宠爱的年轻继承人们举行一场“和平茶会”。这位祖母扮演起亲密角色，表示希望在日内瓦建立一座博物馆，或将她的作品捐赠给耶路撒冷博物馆。她还透露想在普雷尼（Pregny）的小楼里创建另一座博物馆，并售卖印有茜茜公主头像的周边商品和马克杯——茜茜公主在被刺杀前一天曾受邀访问该城堡。阿里安一方对此感到窒息。因此，纳丁·德·罗斯柴尔德永远不会放下武器。面对建议她化干戈为玉帛的访客，这位优雅的资深仲裁者用她那富有韵律的声音说道：“这是一个正义问题。”据说，她已经做好了安排，希望死后能安葬在儿子附近的墓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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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ÉRIE / ÉTÉ

VII

马哈马杜，同样是一名内容创作者，7 月 16 日于巴黎贝尔维尔。摄影 WILLIAM KEO

“我们曾与社区警察一起运动”

我的夏季社区 (6 / 6)

教师马哈马杜讲述他在巴黎第 20 区的青少年时代，以及一年中这个特殊时段的“不同氛围”和那种“安全感”。

一种特殊的氛围。大暑假，别人在路上、在阳光下、在海滩或山间，而你则在夏天留在自己的社区里。这归咎于很多原因：贫困的家庭，有时成员众多，以及一个不公正的世界。那些不能去度假的孩子们在塔楼之间想方设法打破日常，在不移动位置的情况下改变风景。我采访了一些社区的“前居民”。他们离开了那里，但心中永远留有痕迹。马哈马杜是一名小学教师兼内容创作者 (@balance-pourlabalance)，他回忆起在社区度过的夏天。

你在哪里长大的？

我出生在巴黎的沙隆街（rue de Charonne）。我母亲简直是在公寓里直接生下我的。后来我们搬家了。我度过了一个

夏天，每个人都更放松，父母们照看所有的孩子……

我在第20区，在贝尔维尔（Belleville）和库龙纳（Couronnes）之间度过了青少年时期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那里像一场烟火。一个充满色彩、也充满气味的街区。情况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街区变得中产阶级化了，但在我的青少年时期，那里主要由一群并非出于自愿而被聚集在一起、但生活得很好的人组成。巴黎市内的工人阶级街区与环城公路另一侧的住宅区（cité）有什么区别？

穷人并没有更穷。对于贫困家庭来说，无论地址在哪里，困难都是一样的。区别在其他地方。作为一名巴黎郊区的教师，我察觉到了这种差距。小时候在学校，我多次参加过自然研学旅行（classe verte）。我有机会探索大海和高山。郊区的孩子们并不总是有这个机会。巴黎是一座拥有众多资源的城市。你也有更多机会更容易地逃离。你只需要走一段路。你有地铁、卢浮宫、公园。想要享受首都的事物需要钱，因为免费的东西很少，但你可以接触到很多东西；而在郊区的街区，有时想要呼吸新鲜空气都非常困难。当你远离一切且没有交通工具时，你该怎么办？

你夏天会去度假吗？

不，并不真正去……但我保留着美好的回忆。

你那时做些什么？

我会去后面的枫丹王（Fontaine-au-Roi）体育馆。有些活动引导员会提供体育活动。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是社区警察，但这对我们来说没有区别。我们做运动，去攀岩，去水上大道（Aquaboulevard）或阿斯特里克斯公园（parc Astérix）。在街区里，大人们会在傍晚和周末组织足球赛来让我们打发时间。夏天有一种不同的氛围。每个人都更放松，父母们照看所有的孩子。我感觉自己很安全。

你会结交新朋友吗？

刚搬到这个街区时我不认识任何人。那是我10岁的夏天。在那个年纪，事情进展得很自然。我每天都去贝尔维尔公园，总能遇到同样的面孔。你很快就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你谈到这些时带着很多怀旧之情……

每次回到那个地方，我都会产生某种感觉。今天，我特意提前到达，为了去枫丹王体育馆看一眼。在里面，有些孩子正和引导员一起玩，我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我想起了雷达（Reda），一名引导员。他花了好几个小时教我打篮球。他给我的建议帮助我达到了不错的水平。进入体育馆的那一刻，一切都浮现了出来。

青少年时期，你意识到不平等吗？

留在街区看着朋友们去度假，感觉很奇怪。在开学时，你会感受到不平等。你听朋友们讲述他们的假期，但并不嫉妒。我们也有自己的夏天回忆。看到父母辛苦劳作，你就明白为什么你不能出门，但你也明白了不平等。现在我是教师了，我会很小心。我不想通过提出一个可能会让他们感到不快的问题而让我的学生感到尴尬。我会让他们告诉我一两件关于他们夏天的事。有时，我会先分享一件简单的事情，让他们明白每个人都在建立自己的回忆。

想到青少年时期的夏天，会让你想起的一首歌？

我最近经历了一件奇怪的事。我偶然听到了说唱组合 La Clinique 的一首名为《la Playa》的曲子。我不一定喜欢这个声音。我早已忘记了它，但它让我重新回到了童年的夏天。我仿佛看到了自己和家人住在的那条狭小的死胡同里。我那时和朋友们以及邻居们在那里玩耍。那条路又长又窄，但我们还是想办法在那里踢足球。有个朋友我们叫他“迈克尔·羊”，他跳舞像迈克尔·杰克逊，而且有一头羊一样卷曲的头发。太疯狂了。我才听了一小段，一切就全部浮现了。

记录人：

RACHID LAÏRE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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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夏天 / 照片

照片：AXELLE DE RUSSÉ

极地危机

节日之夏 从诺曼底到普罗旺斯，在 22 日之前，随《解放报》一起参观 LUX 网络的心选展览。今天，我们将与 Axelle de Russé 一起前往鲁昂附近的索特维尔（Sotteville-lès-Ro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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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法国摄影师 Axelle de Russé 的项目《极地吸引力》（Attractions polaires）始于 2016 年，最初是以关于气候失调的长篇报道形式展开，随后演变为一场在地球两端进行的摄影与诗意探索。从挪威的斯瓦尔巴群岛到智利的巴塔哥尼亚，作者记录了北极和亚南极地区的领土变迁。她将在 10 月 3 日至 11 月 29 日期间，在塞纳-马里蒂姆省（Seine-Maritime）的索特维尔（Sotteville-lès-Rouen）举办的 EOP（摄影作品空间）艺术节期间展出该系列作品，旨在引发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思考。一切始于挪威斯瓦尔巴群岛的朗伊尔比恩（Longyearbyen），那是地球上最北端的城市。气候变暖在那里表现得最为剧烈：自 1960 年以来，该地冬季气温上升了 8℃，夏季上升了 6℃。在 2016 年至 2023 年间，Axelle de Russé 在那里进行了十次停留，以记录这个由冒险家、科学家和矿工组成的社区的日常生活。在 2024 年和 2025 年，这位摄影师还三次前往地球的另一端——位于智利巴塔哥尼亚的地球最南端城镇威廉斯港（Puerto Williams）。

在这个拥有 2 500 人的前海军基地（这里曾是原住民亚甘人的居住地），生态状况同样堪忧：积雪变得稀少，冰川融化，海蜘蛛向

极地吸引力

索特维尔-莱-鲁昂（塞纳-马里蒂姆省） 在极夜与南极黄昏之间，Axelle de Russé 的这组照片既富有诗意又令人不安，见证了一个正在转变的世界。10 月 3 日至 11 月 29 日在索特维尔-莱-鲁昂市中心展出。在同一时间段内，EOP 艺术节的其他展览将在鲁昂的卡米耶-克洛德尔运河沿岸以及格朗-克维利（Grand-Quevilly）的省份公园（parc des Provinces）举行。

更冷的水域迁移。该作品最初根植于传统新闻摄影的规范——围绕采访和肖像展开——但随后逐渐发生了蜕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物在画面中的位置逐渐后退。其方法不再追求气候危机的传统视觉呈现，而是倾向于营造一种悬而未决的紧张氛围。在技术层面，Axelle de Russé 从 2020 年 2 月起，开发了一项基于两个主轴的形式研究：红外线和极夜。

红外线技术在南北两极均有应用，它通过将景观中最热的点转化为洋红色调来改变色彩。这种效果可以通过改装的数字相机实现，也可以通过古老的柯达 Aerochrome 胶片实现——这是一种稀有的胶片，其生产已在 2000 年代初停止。而极夜则是捕捉北极地区持续数月的漫长黑暗。

摄影师由此传达出一种失重感和等待感，试图通过氛围而非直接的论证来表达气候失调。因此，此次展览及整个系列围绕两极的镜像关系展开，旨在这些脆弱的生态系统在不可逆转地改变之前，捕捉其美感。

亚历山德罗·祖菲（ALESSANDRO ZUF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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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夏季 / 第一章

每个周末，一部秋季新书的小说前几页

“那是一波坚决的、几乎是统一的、喧闹的汹涌浪潮”

Bubor Schnuff 感到有些迷茫，由于不想在人群中引起注意，他跟在了一群约一百人的队伍后面，向剧院广场方向前进。

天空下着极细的雨，看不见雨滴，气温有所下降。Schnuff 没有打寒颤，只是将头缩进肩膀里。他后悔没有带围巾。

除了对天气——早到的秋天、浓雾、气温下降——以及穿着——他的工人装扮无法提供良好保护——的考量外， 脑中并没有太明确的想法。

他跟随在队伍后面。他忘记了自己为何在街上，在这座正陷入潮湿黄昏的城市里，虽然不至于冰冷，但已近在咫尺。像所有正经的新死者一样，他忘记了在这一刻之前的大部分事情，并将关于自己的姓名、在社会中的角色以及整体身份的疑问推迟到以后。他之所以推迟，是因为他预感到

答案将会是混乱的，且带有太多令人焦虑的空白。目前最好不要深究。

在他右侧走着一个名叫 Bormotov 的家伙。他拉了拉 的袖子，当后者转向他时，他开口了。

“你知道你待会儿要说什么吗？”他问道。

“什么时候？” 诧异地问。

“待会儿，在剧院，”Bormotov 说。 点了点头，在瞬间， 的问题在他心中点亮了一道光。

“将是关于《四月提纲》的，”他说。

他们在沉默中走了大约六步。

“现在不怎么在这个季节讨论这个，” 笨拙地评论道。

嗤之以鼻，同样笨拙。 的玩笑并不让他觉得有趣，但他不想显得在轻视同伴在社交上的努力。实际上，他担心地发现，刚才照亮他的那道光在刹那间已经熄灭了。他记得自己刚刚说了什么，并且很高兴自己知道如何回答，但其余的部分都逃逸了。《四月提纲》似乎是个不错的标题，但如果他曾经知道其内容，那么现在内容已经蒸发了。

希望能通过与 聊天来唤起记忆， 问他是否读过这些提纲，并且在没等对方回答之前，问他能否为其总结要点。

“为什么？” 皱起眉头。

“为什么什么？” 惊恐地问。

“为什么你要我总结那个？”

“我想核实一下我观众的知识水平，” 委婉地掩饰道。

做了一个可以被解读为恼火或尴尬的手势。

“那么？” 坚持道。

“《四月提纲》从来就不是我的菜，” 在沉默之后说。

“你的菜，你的菜！” 带着一丝苦涩说道，“你说话像个资产阶级。”

“哎，” 抗议道。

这句讽刺击中了他。半个多世纪以来，已经没有人再用茶杯喝茶了，但这个表达方式仍在流传，并且逐渐失去了最初的新鲜感。如今使用它，要么是旧政权的怀旧者，要么纯粹是愚蠢。，作为一名

他们周围的人群变得更加密集。起初的一百多人被从相邻街道涌入的小组所补充，走在街道上的人数已经达到了数千之众。所有人都在向同一个方向前进。

党员，不可能被怀疑在对过去怀有眷恋。因此，他纯粹就是个白痴。

他们周围的人群变得密集了。起初的一百来人得到了从相邻街道涌入的各组人群的补充，走在街头的人数已达数千。所有人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男人，女人，所有人都带着坚毅且不驯的面孔，就像那些宣传员在海报上复制的面孔，旨在激励无产阶级及其盟友继续动员，对抗恐慌者、伪君子和人民的敌人。所有人都戴着深蓝色或黑色的帽子，穿着车间、工厂或渔场的衣服，女人们的头部则用黑色或深灰色的头巾包裹着。这是一波坚决的、几乎统一的浪潮，一场喧闹的冲击。没有口号，但很喧闹。

随后，他们来到了剧院前的广场。建筑矗立在宽阔的荣誉阶梯和布满圆柱的露台之后。一道带有尖刺的铁栅栏封锁了通往沉重大门的入口，大门上装饰着青铜奖章且紧闭着。台阶是空的，人群没有冒险走上去，仿佛这些台阶所构成的空间具有某种神圣感，最好不要践踏，至少目前如此。人群在广场上挤在一起，不再前进。博尔莫托夫在其中开辟出一条路，他用手臂、肩膀和臀部推开人群，其效率只有在保镖或歹徒身上才能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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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最后的挣扎》，七篇地狱道德故事，INFERNUS JOHANNES

La Fabrique 出版社，《最后的挣扎》（Ultimes Sursauts），160页，15欧元。将于8月21日上市。《最后的挣扎》仅是安托万·沃洛丁（Antoine Volodine）在今年秋季推出的一个疯狂且独特的计划的一小部分：由 Infernus Johannes 集体（他的多个掩护身份之一）署名的十一本书，将于8月24日至28日之间由十一家不同的出版社出版（Actes Sud, La Fabrique, La Marelle, Minuit, L'Olivier, Rivages, Robert Laffont, Le Seuil, Editions du sous-sol, Verdier 和 La Volte）。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集体行动，沃洛丁在每本书的前言中写道，这是一场“表演，也是后异域主义建筑的最终标题”。通过《回到焦油》（Retour au goudron），他为自己四十年前创造的一个宇宙——后异域主义——关上了大门。作为建筑的基石，《最后的挣扎》收录了七篇道德故事，每篇都以一个“寓意”结尾。在接下来的摘录中，“刚去世的新人”布博尔·施努尔夫（Bubor Schnulff）被带到一群充满期待的人群面前，在党内同志博尔莫托夫（Bormotov）的推动下，被强迫发表一次演说。在《希尔杜比尔·克罗帕克》（Hirdoubil Kropak）中，主人公试图在一名敌人面前生存下来，对方向所有出现的人喷洒气体，而主人公希望在一条布满渗出毒液的尸体的大道尽头，到达一个被认为安全的地方。“寓意：事实上，安然无恙并没有太大用处。”在《帕普斯》（Papoose）中，一个经过多年训练去杀死女巫的孩子，花了一辈子的时间不去执行他被编程的任务。直到他开始回忆。七篇无懈可击、诡异、后启示录且带有幽默感的形而上学短篇小说。

弗雷德里克·鲁塞尔（FRÉDÉRIQUE ROUSSEL）

“让路！让路！”他重复着，“演说家来了！”施努尔夫紧跟在他身后，利用博尔莫托夫开辟出的空隙。他并不试图否认同志的宣告，他既没有力气也没有机会这样做，他任由自己向前移动，大脑一片空白，没有思考，也不想思考接下来将发生什么。

当他们到达第一级台阶前时，两人一起爬了上去，但随后博尔莫托夫推了施努尔夫一把，好让后者继续登上更高的台阶。他的推搡中带着某种鼓励，但显然也具有一种强制性的功能。施努尔夫明白，他现在必须脱离人群，站在人群之上且面对着他们，向他们发表演说。

他又走了几步，发现自己独自站在楼梯的前三分之一高处。他感觉到身后建筑及其新古典主义柱廊的压力，而面前则是数以千计紧绷的面孔、凶狠的眼神、无法揣测的意志，以及一种即便他的出现也无法平息的持续嘈杂声。对他来说，骰子已经掷出。他无法回头。他占据了一个本不属于他的位置，一个领导者的位置，他登上了讲台，人民看到了他，并且在注视着他。他必须让所有这些人安静下来才能开始演讲，然后通过一次强而有力且简单的分析，配合英雄主义的语调和对激进行动的号召，来激励他们。他必须绝对地根据《四月论文》来组织他的演说，这是他此刻唯一能抓住的确定性。就这些著名的《论文》发表看法，详细阐述，展示它们在当下是多么具有现实意义。

他低头看向前排，试图寻找博尔莫托夫，但后者已经融入了集体之中。尽管他很难想象博尔莫托夫在他的个人或政治历史中扮演过或仍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但他觉得两人之间存在着一种今天没有任何理由断裂的纽带。如果他试图在数百道陌生目光中寻找博尔莫托夫的眼神，是为了确认他的同志仍在那里给予他精神支持。博尔莫托夫消失了。

人群发出愤怒且无序的喧闹声，且目前没有减弱的迹象。

《四月论文》的内容依然没有浮现，甚至没有在施努尔夫（Schnulff）的意识中掠过，依然深藏在他的记忆深处，无法触及，死寂或已被抹除。他摘下帽子，紧张地在手中揉搓，然后重新戴在秃顶的头顶上。帽子已经湿透了。细密的雨丝不断地让景色变得朦胧，同时给屋顶和人们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银色，这使得尽管天空阴沉，图像反而显得更加清晰。

幸运的是，聚集的人群并没有表现出安静下来的意图。施努尔夫利用了这一点。他绝不表现出自己即将发言的样子。除了已经僵住的前两排，广场上其余的听众并不急于中断私人交谈，转而进入集体倾听的状态。

由于脑海中没有任何可以表述的内容，施努尔夫在外套左口袋里摸索，感觉到里面有一个苹果、一把手枪和一份折成四折的报纸。他将武器移到右口袋，取出报纸，一只手拿着那个看起来干瘪、有斑点且没什么食欲的果实，他展开报纸，快速浏览要点，翻阅页面。

“也许我不该这么做，”他低声嘀咕道，“在这份烂报纸上，我肯定找不到关于《四月论文》的任何东西。”

在粗略阅读文章时，他意识到自己正与广场上咆哮的群众隔离开来。

“显然，这里面没有任何我要找的东西，”在痉挛般地翻了一分钟页码后，他嘟囔道。

意识到自己在缺乏决定性信息以及翻阅行为的徒劳性方面是正确的，意识到在——

自言自语是一种逃避逆境的方式，他突然陷入哲学思考，被复杂推理的优雅所触动。这是一种在危险的外部世界与内心承载的微小现实之间筑起一道围墙的方式。

至少在这方面，他保持着完全的清醒，这让他感到安心。

“我就知道，”他说。

自言自语是一种逃避逆境的方式，他突然陷入哲学思考，被复杂推理的优雅所触动。这是一种在危险的外部世界与内心承载的微小现实之间筑起一道围墙的方式，他在心中补充道。

“是一道围墙，还是一个壳，”他低语道，“没那么坚固。但好吧，总比没有好。”

他用报纸遮挡住人群，试图用报纸驱散人群的嘈杂，用纸张的揉搓声去对抗人群日益高涨的喧嚣，对抗数以千计的呼吸、话语、凶狠的笑声以及交织在一起在广场上翻涌的惊叹声。他站在台阶足够高的地方，使得这一操作得以成功。在他纸质防护屏的上边缘之外，只能看到阴暗的天空和朦胧的雾气。

他坐了下来。石头很冷。他的外套暂时保护臀部免受冰冷潮湿的不适感，但七八秒后，保护作用消失了。一阵战栗袭来，他将苹果送到嘴边咬了一口。这个动作迫使他放低了那面印刷的盾牌。大众的景象再次呈现在他面前。他克制住一种恐慌的冲动——即突然站起来开始胡乱吼叫，开始一段结结巴巴、毫无灵感且没有后续的群众演说；在克制住之后，他将报纸铺在膝盖上，像铺一块用来接碎屑的餐巾，然后开始啃那个苹果。

他缓慢地吃着它，像个美食家一样，仿佛在品味一般，尽管那味道将酸涩与腐烂结合在一起，清晰地提醒着这颗苹果在掉进他大衣那布满灰尘的口袋之前所处的储存环境：油腻的抽风机、散装货车，以及与那些发霉的土豆或甜菜相邻的集装箱桶。他犹豫了一下，由于不想被指责为失礼，他没有将果核扔在身后，而是将其嚼碎，连同那根闻起来像蜘蛛以及他身上随身携带的——用于在被捕时贿赂潜在看守的——硬币味儿的果柄一起吃掉。有一分钟的时间，他觉得自己在群众面前上演了一场完全脱节的贪食者表演，把庄严的讲台当成了野餐地；随后，他脑中闪过一个念头：他更像是一个动物园里的动物，公众出于窥淫欲观察着他进食。而且是什么动物，无疑是一个类人猿，一只沉思的大猩猩，或者一只悲剧性地习惯了不在意他人目光的黑猩猩。

“在这种情况下，”他用黏糊糊的声音继续说道，“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不会克制住把果核随便扔在身后、旁边，甚至前面，朝着集会方向扔出去了。”

想到自己本可以将这个微小的投掷物扔向人群，他就偷偷地嗤之以鼻。如果这个动作来自一个人类，将被解读为极其严重的挑衅；而如果来自一只畜生，则会令人发笑。具备判断力，狡黠，无礼，但因为是畜生而获得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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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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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 / 漫画

异见者 (Les Dissidents)

作者：Derf Backderf 出版社：ça et l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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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I

请投票给威尔逊。他让我们免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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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V

夏季 / 漫画

XV

自《我的朋友达默》(2012) 出版以来，Derf Backderf 已成为美国独立漫画界的领军人物。在之前关于肯特州立大学枪击案的著作之后，他延续了纪实手法，这一次将目光投向 1917 年的美国。通过年轻画家乔·赫特尔 (Joe Hertl) 这一富有诗意的形象，《异见者》讲述了主战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与《群众》(The Masses) 杂志艺术家们之间激烈的较量。该杂志是和平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堡垒，其成员遭到了监视、骚扰以及逮捕的威胁。

《异见者》(LES DISSIDENTS)

作者：Derf Backderf

英译：Fanny Souhiran

ça et là 出版社

344 页，28 欧元。

9 月 11 日发行。

待续

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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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问答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为了那一把电影艺术

作者：FRANÇOIS-XAVIER GOMEZ

1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在 96 岁时宣布退休导演。他一共执导了多少部电影：

A 22 B 32℃ 42 D 52

2 50 年代末让他成名的西部电视连续剧是哪一部？

A 《Rawhide》(Rinehide) B 《以法律之名》 C 《弗吉尼亚人》 D 《波拿巴》(Bonanza)

3 塞尔乔·莱昂内的“美元三部曲”(1964-1966) 使他在电影界奠定了地位。他与这位意大利大师合作拍摄了多少部电影？

A 额，3 部... B 4℃ 5 D 6

4 1988 年，他执导了《鸟》(Bird)，这是哪位爵士乐传奇人物的传记？

A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 B 迈尔斯·戴维斯 C 约翰·柯特兰 D 查理·帕克

5 从 1986 年到 1988 年，他担任的职务是：

A 洛杉矶市议员 B 演员工会主席 C 美国驻巴哈马领事 D 卡梅尔-拜海市 (加利福尼亚州) 市长

6 他的儿子凯尔·伊斯特伍德 (Kyle Eastwood) 以什么身份出名：

A 职业棒球运动员 B 爵士低音提琴手 C 福音派传教士 D 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

7 2012 年，在反对巴拉克·奥巴马连任期间，他在竞选活动中发表了一段超现实的独白，他在独白中对着……说话：

A 一面镜子 B 一把空椅子 C 奥巴马的讽刺画 D 一盆仙人掌

8 2001 年，名为《Clint Eastwood》的歌曲是哪个乐队的热门单曲：

A 街头霸王乐队 (Gorillaz) B 北极猴子 (Arctic Monkeys) C The Strokes D 战斗机乐队 (Foo Fighters)

9 哪位法国政治人物在《巴黎 15:17 航班》(2018) 中客串出演？

A 雅克·希拉克 B 利昂内尔·若斯潘 C 尼古拉·萨科齐 D 弗朗索瓦·奥朗德

10 他从未改编过哪位犯罪小说作者的小说？

A 丹尼斯·勒翰 (Dennis Lehane) B 哈兰·科恩 (Harlan Cohen) C 迈克尔·康奈利 (Michael Connelly) D 斯蒂芬·金 (Stephen King)

10 B 和 D

答案：1 / C, 2 / A, 3 / A, 4 / D, 5 / D, 6 / B, 7 / B, 8 / A, 9 / D

海滩口袋书

D. H. 劳伦斯

《热爱岛屿的人》 Catherine Delavallade 译，L'arbre vengeur 出版，80 页，8€

讲述一个富有的岛民在寻找内心平静过程中四处漂泊的故事。

许多人热爱岛屿，有些人甚至足够富有，可以买下一座甚至多座岛屿。这部 1926, 年短篇小说的序言作者 Thierry Gillybœuf 讲述道，D. H. 劳伦斯曾有一位这样的朋友，或许正是以此为灵感创造了“岛民”凯思卡特（Cathcart）这个角色。

这是一个英国人（他来自一座大岛）的故事，他买下了一座规模适中的岛屿，“为了将其打造成为他自己的世界”。他痴迷于植物学，追求完美，在身边聚集了工匠、农民和仆人。这里应有尽有。这难道不是一种天堂吗？他是这里的“主人”，人们就这样称呼他。然而，由于人性使然，他实际上被一群欺骗他的不诚实之辈所包围。岛屿本身也被证明并不可靠。它让他破产。在夜晚，它将他推入一个充满尖叫的深渊维度，仿佛他将自己的潜意识投射其中。“然而，主人依然爱着它。但现在，带有一丝怨恨。”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女人。他离开了那里。随后，一个真实的女人将他从他搬入的下一座规模更小的岛屿上赶走。她强加给他一种令人屈辱的性生活。于是，他搬到了一个没有树木的小岛上，那里只有泥炭、岩石、几只羊、一只猫和一些鸟。这依然太多了。这位岛民希望人们能让他清静。劳伦斯以一种极美且冷静的方式将这一逻辑推向极致。

CLAIRE DEVARRIEUX

不只有国家才有旗帜

毛利人

毛利国家旗（“tino rangatiratanga”）创建于 1989 年，采用了毛利神话中的三种核心颜色：黑色（潜在的存在）、红色（诞生）和白色（存在与光芒）。这些颜色围绕着毛利纹身和雕刻中常见的图案展开，该图案是重生、成长、力量与和平的象征：koru（代表一株幼蕨）。在经过全国咨询后，该旗帜于 2009 年被正式选定，有时会被新西兰政府在正式场合使用。

比例尺，我的美人们

作者：ALICE CLAIR, SAVINIEN DE RIVET 和 JULIEN GUILLOT

法国（法属圭亚那）- 巴西 730 km

法国 - 西班牙 623 km

• 比利时 620

• 瑞士 573

（法属圭亚那）- 苏里南 520

• 意大利 515

• 德国 448

• 卢森堡 73

• 安道尔 57

（圣马丁）- 荷兰 13

• 摩纳哥 5

法国与巴西的边界长度超过了与西班牙的边界长度

与本土及海外领土的边界

4 € Première édition. N° 14014

VENDREDI 14, SAMEDI 15 ET DIMANCHE 16 AOÛT 2026

www.liberation.fr

Roland Lescure Faire payer les retraites aisés, «une piste»

ENTRETIEN. PAGES 8-9

Grève des pompiers Face à Nuñez, la colère monte

PAGE 14

Gianni Infantino au MetLife Stadium (New Jersey) lors de la finale du Mondial. DYLAN MARTINEZ. BEUTERS

ENVOIÉS EN FRANCE / PRINTES EN FRANCE Belgique 4,20 €, Canada 8 CAD, Djibouti 4,70 €, DOM 4,50 €, Espagne 5,00 €, Grèce 5,00 €, Japon 700 JVC, Liban 4,70 €, Luxembourg 4,20 €, Maroc 48 DA, Portugal (matrimonial) 5 €, Rwanda 4,70 €, Suisse 5,70 CHF, Tunisie 6,50 DT, Turquie 4,70 €, Zone CFA 3000 CFA.

liberation

M 00175 - N14 - F: 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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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VÉNEMENT

Libération Vendredi 14, Samedi 15 et Dimanche 16 Août 2026

EDITORIAL

Par ALEXANDRA SCHWARTZBROD

Assainir

Dans ce monde dominé par des autocrates se croyant tout permis, la crise ouverte à la tête de la Fifa a quelque chose de rassurant. Elle montre que le sentiment de toute-puissance rend aveugle et donc fragile. Voilà un homme, Gianni Infantino, qui se livrait aux pires turpitudes et aux pires bassesses depuis 2016, sans que grand-monde y trouve à redire (publiquement) et qui, soudain, convaincu de son impunité, a pris la mauvaise décision de trop, celle qui pourrait l'empêcher d'être réélu à la présidence de la puissante fédération de football. Certes, rien n'est joué, l'homme a de la ressource, des réseaux, des moyens et des dossiers. Tout reste possible. Mais une brèche s'est ouverte avec sa proposi- tion de créer une filiale destinée à gérer les droits commerciaux et marketing des Coupes du monde, dont 20 % des parts seraient vendues à des investisseurs privés, au premier rang

desquels, bien sûr, des membres de la famille Trump. Le monde du sport, qui n'avait pas mouffé quand Infantino avait remis à Donald Trump un «Prix de la paix» taillé sur mesure, qui avait juste grincé des dents quand il avait accepté la demande du président des Etats-Unis d'annuler le carton rouge d'un joueur américain lors de la dernière Coupe du monde, s'est cette fois étranglé. A commencer par le patron de la puissante UEFA, Aleksander Ceferin, qui a dit stop et qui, depuis, mobilise le ban et l'arrière-ban pour tenter d'empêcher la réélection d'Infantino. Que celui-ci écorne l'image de la Fifa, passe encore, mais qu'il touche au jeu, et surtout aux recettes du jeu, impossible! Il faut dire qu'il y a beaucoup d'argent sur la table. D'association à but non lucratif, la Fifa s'est peu à peu transformée en fédéra- tion à but très lucratif. D'où la nécessité d'assainir son fonctionnement. Car changer sa tête ne suffira pas, il faut revoir sa gouver- nance, empêcher qu'un homme puisse l'utiliser à son seul profit et à celui de ses amis, y instaurer davantage de démocratie. Les sponsors, qui n'ont pas encore réagi à la crise en cours, feraient bien d'y réfléchir à deux fois.

Gianni Infantino lors d'une réunion consacrée à la Coupe du monde dans le Bureau ovale, à Washington.

Ces deux semaines

qui ont fait vaciller Infantino

L'indéboulonnable patron du foot mondial, qui avait course gagnée pour sa réélection en 2027, a subitement perdu une grande partie de sa crédibilité avec sa proposition de filiale commerciale ouverte aux investisseurs privés. Coûte que coûte, il tente désormais de s'accrocher et de rallier les indécis.

Par ROMAIN MÉTAIRIE et SAMUEL RAVIER-REGNAT

Ce samedi 18 juillet, veille de finale de Coupe du monde de football, cinq hommes devisent dans un recoin du Waldorf Astoria, luxueux hôtel édifié en plein cœur de Manhattan. Tous sont membres du Bureau de la Fifa, et constituent la garde rap- prochée de leur supérieur, Gianni Infantino. Leur patron n'a sûrement jamais semblé aussi puissant. La compétition qu'il a préparée avec Donald Trump est sur le point de s'achever, et les bénéfices devraient flirter avec les 9 mil- liards de dollars (7,8 milliards d'euros), des revenus jamais vus pour un événement spor- tif. «GI» doit ressortir de la séquence en étant quasi intouchable, certain, déjà, d'obtenir une réélection triomphale au prochain congrès de la Fifa, en mars 2027.

Pourtant, les visages sont graves. Infantino leur a donné jusqu'à minuit pour se prononcer sur un dossier hautement inflammable. Le genre de projet à même de changer le football à tout jamais. Le plan tient en trois lettres: FFE, pour Fifa Forward Enterprise. Soit le nom de la filiale commerciale souhaitée par Infantino, qui gèrerait les droits marketing et commerciaux des Coupes du monde de la Fifa, et dont 20 % des parts seraient vendues à des investisseurs privés. Parmi les cinq votants, au moins une personne était au courant: Dan O'Toole, un fidèle d'Infantino, de l'époque où il gravitait à l'UEFA au début des années 2010, s'était vu confier, dans le plus grand secret, la mise en place théorique de son projet. Les autres membres, en revanche, assurent qu'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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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17 novembre 2025. BRENDAN SMALOWSKI. AFP

ignoraient tout jusqu'alors. Le projet est voté, à trois voix contre deux. Seuls le Breton Kevin Lamour, numéro 3 de l'instance, et le Suisse Thomas Peyer, le directeur financier, ont refusé. Dix jours après cette entrevue, les grandes lignes du plan fuitent dans The Times et le Financial Times. Prise de court, la Fifa envoie un communiqué hâtif pour s'expliquer. Trop tard: en quelques heures, le piédestal sur lequel Infantino se croyait durablement installé se fissure de toutes parts.

UNE «LIGNE ROUGE EST FRANCHIE»

La polémique s'épaissit lorsqu'est révélée l'identité de la structure qui piloterait les investisseurs potentiels: Thrive Eternal, un fonds d'investissement américain dont le patron n'est autre que Joshua Kushner, frère de Jared, gendre de Donald Trump. Infantino connaît la famille Kushner depuis dix ans. A l'époque, Jared était impliqué dans la campagne du Mondial 2026, lorsque la compétition n'était pas encore acquise aux Etats-Unis. Dans les locaux de Zurich, siège de la Fifa, plusieurs hauts gradés ruminaient déjà la proximité problématique entre Trump et Infantino, à l'approche de la Coupe du monde. Première sur le front des frondeurs, l'UEFA, qui fédère le foot européen, estime qu'une «ligne rouge est franchie», et menace de boycotter les compétitions de la Fifa. La Concacaf, représentant la zone d'Amérique du Nord et centrale, rejoint bientôt le camp des critiques, suivie par l'AFC, la confédération asiatique. Pas forcément de quoi inquiéter Infantino. L'Italo-Helveto-Libanais en a vu d'autres. Après tout, n'est-il pas ressorti sans encombres de deux séquences Suite page 4

A l'UEFA, Aleksander Ceferin, l'autre homme du match

Animé depuis des années par une franche hostilité envers Gianni Infantino, le patron du football européen mène la fronde qui pourrait le faire tomber.

Au premier jour du Mondial, le 11 juin, Aleksander Ceferin avait adressé à la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un message de défi frontal. L'arbitre international somalien Omar Artan, refoulé des Etats-Unis et écarté de la compétition sans que l'organisation suprême du foot mondial y trouve à redire, était invité à officier lors de la prestigieuse Supercoupe d'Europe, à l'occasion de la rencontre entre le Paris Saint-Germain et Aston Villa. «Le football est fait pour rapprocher les gens, et l'UEFA souhaite témoigner son respect à Omar et à ses remarquables qualités d'arbitrage», avait sobrement commenté le patron de l'instance européenne. Mercredi, le Somalien était donc l'attraction principale à Salzbourg, où les supporteurs des deux camps l'ont acclamé avant le coup d'envoi. Pouvait-il espérer timing plus adéquat? Son coup de communication réussi accroît la pression sur la Fifa de Gianni Infantino, contre lequel le dirigeant slovène mène la lutte depuis le début d'une crise vertigineuse, déclenchée par l'annonce dans la presse, fin juillet, d'un projet de création d'une filiale commerciale ouverte à des fonds privés. Pour l'UEFA, l'heure est au

bras de fer: l'organisation menace de boycotter les compétitions de la Fifa. A la baguette, un homme de 58 ans dont le parcours ressemble, à certains égards, à celui d'Infantino. Juriste, comme son adversaire, Aleksander Ceferin a lui aussi profité des affaires de corruption qui ont ébranlé le foot mondial et de la suspension de son prédécesseur, Michel Platini, pour se hisser en 2016 au sommet des instances dirigeantes. Depuis, le natif de Ljubljana, ancien président de la fédération slovène, a été réélu deux fois, par acclamation et sans adversaire. Mais Aleksander Ceferin est un discret, peu adepte des sorties médiatiques tonitruantes ou des apparitions au côté de dirigeants autoritaires qui ont valu à Gianni Infantino sa sulfureuse réputation. En une décennie de mandat, le patron de l'UEFA s'est plusieurs fois opposé au dirigeant suisse.

Feu aux poudres. La Coupe du monde tous les deux ans (quatre aujourd'hui), poussée en 2022 par le président de la Fifa? Une «mauvaise idée, tout simplement», avait dézingué le Slovène. Le Mondial des clubs XXL, qui s'est tenu pour la première fois en 2025 et menace d'empiéter sur les championnats nationaux ou la Ligue des champions de l'UEFA? «Une guéguerre problématique qui absorbe l'énergie de tout le monde», avertissait-il dès 2019. Entre les deux organisations, les relations sont tendues depuis des années. Mais Ceferin, ceinture noire de karaté et joueur de foot dans sa jeunesse, s'était jusque-là efforcé de maintenir le dialogue.

Les deux hommes entretiennent une franche hostilité, nourrie ces derniers mois par la proximité affichée entre le patron du foot mondial et Donald Trump. Pendant la Coupe du monde, la docilité avec laquelle Infantino a consenti aux caprices du président des Etats-Unis en annulant le carton rouge reçu par l'attaquant américain Folarin Balogun a excédé le Slovène. Quelques jours plus tard, le président de l'instance européenne snobait la finale de New York entre l'Espagne et l'Argentine. Comme un signe que le conflit entre les deux organisations était sur le point de dégénérer. Il ne manquait plus qu'un prétexte, et le projet de création d'une filiale commerciale a achevé de mettre le feu aux poudres.

Pour peu qu'il obtienne le scalp d'Infantino, le Slovène tiendrait là son plus haut fait d'armes à la tête de l'UEFA. De là à résumer le conflit en campant Ceferin dans le rôle du gentil et Infantino dans celui du méchant, l'affaire serait trop facile. Déjà parce que Ceferin «fait partie des gens qui ont contribué à créer Gianni Infantino. Comme président de la fédération slovène, il a participé à son élection», rap-

C'est un discret, peu adepte des sorties médiatiques ou des apparitions au côté de dirigeants autoritaires.

pelle un ancien cadre de la Fifa. Aussi parce qu'au cours de ses trois mandatures, le Slovène a connu plus de moments délicats que d'heures de gloire.

Fiasco à Saint-Denis. Parmi les plus retentissants, le projet mort-né de Super Ligue, fomenté dans son dos par plusieurs des grosses écuries européennes dont le Real Madrid, le FC Barcelone ou encore la Juventus de Turin de son ami Andrea Agnelli (Ceferin est le parrain de sa fille), l'a totalement pris au dépourvu et fut perçu comme l'illustration de son manque d'autorité. Proposée dans la foulée, sa réforme de la Ligue des champions, élargissant la compétition à 36 clubs au lieu de 32 dans un nouveau format – quitte à alourdir un peu plus le calendrier – a été reçue comme un dédommagement pour les grands clubs afin de sortir de l'impasse.

Son règne a également été entaché par la finale chaotique de la Ligue des champions au Stade de France en 2022, qui avait vu les supporteurs bloqués et violents à Saint-Denis (Seine-Saint-Denis). Un panel d'experts, mandaté par l'UEFA pour examiner le fiasco, avait conclu que l'instance portait la «responsabilité première» pour avoir manqué à son devoir de contrôle des opérations de sécurité de Saint-Denis. Surtout, le ratage s'est accompagné de sérieux soupçons de copinage, alors que la personne en charge de la sécurité était Zeliko Pavlica, un ami proche. A l'époque, une enquête du Guardian avait révélé de vives inquiétudes quant à la gouvernance de l'UEFA, avec un régime perçu comme autocratique, une culture où les alliances personnelles de Ceferin prenaient une importance croissante. Mais le Slovène a traversé la crise sans broncher et s'est débrouillé pour garder son poste.

A Salzbourg, mercredi, il s'est entretenu avec le patron de la confédération africaine, Patrice Motsepe, et avec Nasser al-Khelaifi, président du PSG et membre du comité exécutif de l'UEFA. Son nom circule parmi les éventuels successeurs d'Infantino. Lui avait déclaré, en 2024, avoir envie d'arrêter, surtout parce qu'il se sentait «fatigué» et «loin de [sa] famille». «Il aurait l'autorité pour y aller, juge un ancien dirigeant de la Fifa. Mais quel intérêt y aurait-il? A l'UEFA, il y a les fédérations riches, la Ligue des champions. La Fifa, c'est un casse-tête absolu, il n'y a que des problèmes.»

R.Mé. et S.R.-R.

Le président de l'UEFA, Aleksander Ceferin, à Salzbourg (Autriche), mercredi. BANDIC 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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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VÉNEMENT

Suite de la page 3 parmi les plus controversées de ces dernières années ? La remise du prix de la paix Fifa à Donald Trump et l'annulation du carton rouge de Folarin Balogun après un appel du même Trump ont été dézinguées par bon nombre de ses contempteurs. «C'était une violation des règles, personne ne l'a critiqué publiquement pour ça. Ils [les membres de la Fifa] ont laissé faire cet homme», soupire Nick McGeehan, président de FairSquare, une ONG qui milite pour la transparence dans le sport. A chaque fois, Infantino avait agi dans son coin, sans en avertir au préalable les autres membres du Conseil de la Fifa, l'organe censé prendre en commun les grandes décisions.

La verticalité dans la gouvernance irrite, à l'extérieur comme en interne : la crise prend une autre tournure, le 31 juillet, avec la démission de Carlos Cordeiro, conseiller principal devant façonner l'avenir de la Fifa. Ancien banquier chez Goldmann Sachs chargé de la liaison avec la Maison Blanche lors des préparatifs pré-Mondial, l'homme faisait partie de la garde rapprochée d'Infantino. Quelques heures plus tard, c'est au tour de Kevin Lamour de se désolidariser de son supérieur. Habituellement d'une discrétion médiatique absolue, ce collaborateur d'Infantino depuis plus de quinze ans s'est résolu à écrire à Associated Press, pour dire que le personnel a été «trompé» par son manque de transparence et qu'il méritait «mieux que le mépris et l'intimidation». «Il s'agit du projet d'une seule personne. Non seulement ce projet ne doit pas aboutir... mais le moment est venu pour les dirigeants politiques du football de se poser les bonnes questions et de prendre les bonnes décisions», alerte Lamour.

«ATTIRE PAR LA GLOIRE»

«Ce qui se passe aujourd'hui était prévisible, soupire un ancien cadre de l'instance à Libé. Le caractère de Gianni Infantino a toujours été celui-là : il est attiré par la gloire, l'argent. Il est travailleur, mais machiavélique, manipulateur et malsain. » Pressurisé de toutes parts, y compris par les sponsors «au moins un envisageait une déclaration publique», Infantino se résout à lâcher l'affaire, dans la nuit du 31 juillet au 1er août, et annonce le retrait de la FFE. Un air de déjà-vu : en 2018, il avait déjà noué un accord chiffré à 25 milliards de dollars (21,6 milliards d'euros) sur douze ans avec la banque japonaise Softbank, en vue de nouvelles compétitions, dont une Coupe du monde des clubs élargie, avant de revenir sur ses pas. Cette fois, la donne est différente. La FFE ressemble à l'initiative de trop, sortie de nulle part, après une Coupe du monde abîmée par tout un lot de polémiques. «C'est le mythe d'îcare. Il est allé trop près du

Gianni Infantino avec le président Donald Trump après la finale de la Coupe du monde, à New York, le 19 juillet.

Soleil», image une source. Surtout, aucune raison crédible n'est avancée pour justifier cette privatisation du foot à marche forcée. Financièrement, la Fifa n'est pas en péril. Au contraire, elle dispose d'importantes liquidités. «Des milliards de dollars de réserves et aucune dette», résume Carlos Cordeiro dans le texte annonçant son départ.

Après l'abandon du projet et les «excuses» publiques, Infantino se mure dans le silence. Une publication Instagram pour célébrer le talent de Kylian Mbappé ou du milieu espagnol Rodri, et c'est à peu près tout. X. O. debout, l'insubmersible président ? Évidemment non. La contre-attaque arrive vite. Le 5 août, il convoque ses fidèles au siège régional de la Fifa à Salé, au Maroc. La réunion de crise dure sept heures et Infantino en profite pour montrer les muscles. «Les membres du Conseil de direction de la Fifa présents ont réaffirmé leur plein soutien au président de la Fifa, Gianni Infantino, en tant que seul responsable élu par les 211 associations membres de la Fifa», communique l'instance en fin de journée. Mattias Grafström, le très loyal secrétaire général qui s'était permis, quelques jours plus tôt, un mail interne déplorant une «série d'événements tristes et répréhensibles»

dans l'organisation, est de retour auprès de son chef, bien vite rentré dans le rang. En revanche, Kevin Lamour n'est pas là, pas plus qu'Arnène Wenger, l'ancien entraîneur emblématique d'Arsenal et actuel directeur du développement du football mondial à la Fifa. Leurs critiques publiques ont visiblement déplu à la direction. «Le projet ayant été abandonné, il a été convenu que la Fifa ne tolérera plus aucune attaque à son intégrité», annonce l'organisation.

«IL VEUT QUE ÇA SE CALME»

Le 7 août, Gianni Infantino file à Cali, en Colombie, pour assister à l'investiture du nouveau président d'extrême droite, Abelardo de la Espriella. Une habitude : le natif du canton suisse du Valais aime s'afficher aux côtés des dirigeants autoritaires du monde entier, en particulier de son ami Donald Trump, qui lui a apporté un soutien sans faille «la Fifa commettait une terrible erreur si, pour quelque raison que ce soit, elle envisageait ne serait-ce qu'un instant de remplacer son président».

Le patron du foot mondial s'efforce de reprendre le cours de son mandat comme si de rien n'était. «Il va tout essayer pour ne pas ouvrir de nouveau combat. Il veut que ça se calme», jauge l'ancien directeur de la communication de la Fifa, Alexander Koch, interrogé par Libé. En même temps, du Maroc à la Colombie, le président compte ses alliés, décidé à tenir quoi qu'il en coûte jusqu'au prochain congrès, en mars 2027. L'UEFA est une rivale historique. Elle dispose théoriquement d'assez de voix pour convoquer un congrès extraordinaire en vue d'une éventuelle destitution. Mais l'issue serait incertaine : l'AFC et la Concacaf ont emboîté le pas aux Européens, mais elles sont divisées. En Asie, une petite dizaine de fédérations, à commencer par le Qatar, ont déjà promis leur vote au juriste de formation. Le Mexique, qui espère accueillir le Mondial des clubs 2029, s'est également distancé des attaques formulées par la Concacaf.

La Confédération africaine (CAF), bastion d'Infantino, a «réaffirmé à l'unanimité son soutien» au dirigeant contesté, mais son président, Patrice Motsepe, a rencontré, mercredi à Salzbourg, son homologue de l'UEFA, Aleksander Ceferin (lire page 3), et rares sont

les nations à communiquer publiquement leurs intentions. Infantino, que ses adversaires accusent de longue date de «clientélisme», a huit mois pour convaincre les indécis et cajoler les récalcitrants. Selon la presse britannique, il aurait promis au Maroc l'organisation de la finale de la Coupe du monde 2030 contre un ralliement. «On m'a fait savoir oralement, pendant la Coupe du monde, qu'un soutien à Infantino aiderait grandement notre Fédération», a accusé, pour sa part, le président de la fédération jordanienne, le prince Ali ben al-Hussein.

Parmi les adversaires d'Infantino se pose désormais un problème de taille. Qui pour rassembler suffisamment de monde derrière lui afin de le faire tomber au prochain congrès ? Aucune figure ne s'est détachée en interne au cours des dix années de règne sans partage d'Infantino. Aleksander Ceferin, le patron de l'UEFA, a déjà fait part de son envie de prendre du recul à la fin de son mandat. Lise Klaveness, la batailleur présidente de la fédération de Norvège ? «Même pour les gens de l'UEFA, elle est trop progressiste», rigole un ancien cadre régional de la Fifa. Nasser al-Khelaifi, le patron du PSG et de l'Association européenne des clubs (EFC) ? Son pays, le Qatar, défend Infantino. Le président de l'AFC, Salman bin Ibrahim al-Khalifa, battu par Gianni Infantino en 2016, réfléchit à déposer un dossier.

Un autre nom circule avec insistance : Victor Montagliani, le boss de la Concacaf. «Il faut trouver des gens qui n'ont pas d'ambition politique et qui acceptent de faire un seul mandat et de faire le ménage, pas quelqu'un qui est là pour trois mandats, espère un bon connaisseur des coulisses de l'organisation. Le football a surtout besoin de transition, de pacification et de remise à plat.» «S'il y a un vote en mars, Infantino va gagner, tranche un autre ancien dirigeant. Mais que pourra-t-il faire sans les Européens?» L'abandon du projet FFE n'a pas convaincu l'UEFA, qui maintient sa menace de boycott des compétitions de la Fifa et demande rien de moins que la démission de Gianni Infantino. Coup de bluff ou pression maximale ? La Coupe du monde féminine des moins de 20 ans, qui doit commencer le 5 septembre en Pologne, permettra d'y voir plus clair. ➡

DARRY L. DYCK, LA PRESSE CANADIENNE, AP

CARL BÉCINE, GETTY IMAGES, 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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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Fifa est devenue une immense machine à cash»

La chercheuse Carole Gomez revient sur l'origine de l'organisation, fondée en association à but non lucratif, à l'opposé des projets d'ouverture aux capitaux privés de son président.

«Le plus beau Mondial de tous les temps : c'est ainsi que Gianni Infantino, le patron la Fifa, a qualifié la Coupe du monde 2026 lors de la conférence de presse de clôture de l'événement. C'était aussi la plus lucrative. Selon le Guardian, l'instance du football mondial a dégagé 15 milliards de dollars de recettes (13 milliards d'euros), bien plus que les 11 milliards attendus, lors des six semaines de compétition entre Canada, Etats-Unis et Mexique. Carole Gomez, assistante diplômée à l'Institut des sciences du sport de l'université de Lausanne, analyse l'évolution de l'instance du football mondial au fil des années.

A son origine, dans quel but la Fifa a-t-elle été créée ?

Elle a été créée en 1904 à Paris, avec un statut d'association à but non lucratif. Dans ses statuts, et c'est toujours le cas, aucune logique économique n'est explicitement mentionnée. Son article 2, présentant les buts de l'organisation, dispose que l'instance a pour objectif de développer le foot, d'organiser les compétitions, de fixer les règles du jeu et de promouvoir son sport à travers le monde.

Pourtant, l'argent est partout ?

L'association à but non lucratif, c'est le statut juridique de la Fifa. La réalité, c'est qu'elle est devenue une immense machine à cash. Jérôme Champagne (secrétaire général entre 1999 et 2010, ndlr) rappelait qu'en 1974, elle comptait huit employés, n'organisait qu'une seule compétition (masculine) et empruntait aux banques de Zurich des fonds pour survivre et payer ses salaires ; aujourd'hui, elle est présente sur plusieurs continents, a des bureaux à Zurich, Paris, New York, Rabat, Jakarta. D'une petite association créée dans l'arrière-cour d'un immeuble parisien, on est passé à une multinationale qui génère des milliards. Et qui revendique une puissance presque étatique.

«Le timing pose question : au regard des résultats exceptionnels de 2026 et des réserves dont elle dispose, quel intérêt de faire appel à des investisseurs extérieurs ?»

Le projet «Fifa Forward Enterprise» (FFE) d'Infantino représente l'aboutissement de ce processus de financiarisation ?

En quelque sorte, la Fifa a vraiment connu un développement exponentiel avec l'arrivée de l'Ö3 Haselange (président entre 1974 et 1998), confirmé par Sepp Blatter (président entre 1998 et 2015) et sublimé par Infantino. La financiarisation à l'œuvre a été particulièrement visible lors de la Coupe du monde 2026, ou on a cherché à maximiser chaque profit, avec la tarification dynamique sur le prix indécente des billets, les pauses fraîcheur permettent de passer de la publicité sur encore le show à la mi-temps de la finale, rappelant fortement le Super Bowl. C'est l'américanisation du football. Mais l'arrivée du projet FFE à ce moment-là reste difficile à comprendre.

Pourquoi ?

Le timing pose question : habituellement, c'est une stratégie que l'on peut observer quand une entreprise rencontre des difficultés et fait donc appel à des investisseurs extérieurs. Là, au regard des résultats exceptionnels de 2026 de la Fifa et des réserves dont elle dispose, quel intérêt pour elle ? Il s'agit d'une vision très court-termiste de la situation : on rafle la mise aussi vite que possible en délaissant les conséquences sur le moyen et long terme. Carlos Cordeiro, conseiller d'Infantino et doté d'une solide expérience dans le secteur financier, l'a même dit en claquant la porte : c'est

un deal perdant pour les fédérations membres, pour la Fifa et pour le football. Qui sont donc les gagnants ?

Depuis deux semaines, les réactions pleuvent de la part des fédérations et Etats membres tout autour du globe. Mais il y a un grand absent...

On parle beaucoup des réactions du cercle proche de Gianni Infantino, de celles des confédérations, dont l'UEFA, la Concacaf et l'AFC qui se sont unis pour mettre la pression sur Infantino. Il y a un troisième type d'acteurs qui reste bien silencieux : les acteurs économiques. Les sponsors, pour l'instant, n'ont pas officiellement protesté. Or, ils pourraient avoir un rôle à jouer : en 2015, au moment où l'instance zurichoise est frappée par le Fifagate (un scandale de corruption au sein de l'organisation), c'est aussi grâce à la pression des sponsors, qui menaçaient de se retirer, que Blatter, réélu en dépit de la tempête, a démissionné. Or, aujourd'hui, ces sponsors, on ne les a pas encore entendus. Peut-être, est-ce un moment d'accalmie, consistant à ne pas se déclarer trop vite d'un camp ou d'un autre. Ce qui va être intéressant, c'est de comprendre pourquoi ce projet a eu lieu à ce moment-là, directement après la Coupe du monde, qui étaient les investisseurs, qui a participé à sa mise en œuvre, qui a été sollicité mais aussi qui a refusé.

Recueilli par CAMILLE FAUQU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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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S-SÉRIE POLAR

Libé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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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E

Par ABUBAKAR MUKTAR ABBA

Correspondance à Maiduguri

(Nigeria)

Photos

GARBA BAKURA

Mohammed Ali, 27 ans, porte un caftan noir et un bonnet finement brodé. Il est midi à Maiduguri, le soleil est au zénith. Quelques arbres offrent de l'ombre dans la cour de l'école où Mohammed se remémore son enfance à Damaturu, dans l'Etat de Yobe, durant les années qui ont suivi le soulèvement de Boko Haram, dans le nord-est du Nigeria. Il parle doucement, d'un ton presque désinvolte. Mais quand il évoque un souvenir frappant, il se penche en avant, ses mains gesticulent comme si le gamin qu'il était autrefois reprenait le dessus pour expliquer. «Nous sommes tous Boko Haram», dit-il. Enfant, Mohammed a grandi en entendant des conversations sur ce mouvement islamiste, entre ses amis, les garçons plus âgés de son quartier et ses parents à la maison. Il se souvient que ces discussions étaient extrêmement favorables au groupe. «Tout ce que j'entendais, c'était que les actions de Boko Haram étaient louables et que le gouvernement était en tort.»

Il se souvient d'histoires d'affrontements entre des adeptes de Boko Haram et les forces de sécurité. L'une racontait que des soldats nigérians avaient abattu des membres du groupe parce qu'ils refusaient de porter des casques à moto, estimant que cela gênait leurs barbes et leurs turbans. Boko Haram a à peu près le même âge que Mohammed Ali. Le mouvement a vu le jour dans le nord-est du pays au début des années 2000, sous la direction d'un prédicateur local, Mohammed Yusuf, qui rejetait l'éducation de type occidental et dénonçait la corruption des autorités. Il s'est transformé en une insurrection armée après la mort de Yusuf en détention en 2009, à l'issue d'un soulèvement de cinq jours ayant fait environ mille morts – parmi lesquels des membres de la secte, des agents des forces de sécurité et des civils.

«NOUS AUSSI, ON PARTAIT EN GUERRE»

Mohammed n'aimait déjà pas l'école, comme certains de ses amis. En écoutant les sermons et les récits qui encensaient les hommes de Boko Haram, ils ont commencé à s'imaginer devenir comme eux. «Nous voulions être des combattants, exactement comme on nous le racontait dans les sermons où ils étaient glorifiés. Ils étaient nos modèles.» A l'époque, explique Mohammed, les adeptes de Boko Haram à Damaturu n'avaient pas encore ouvertement pris les armes contre le gouvernement. Mais l'idéologie du mouvement faisait déjà l'objet de discussions ouvertes au sein de la communauté, et Mohammed se souvient avoir entendu des adultes dire que le groupe était toujours «du bon côté». Les garçons ont com-

«Ils étaient nos modèles» : au Nigeria, grandir avec Boko Haram

Comme des millions d'enfants du nord-est du pays, Mohammed Ali et Abubakar Abba Kaka ont été fascinés par les combattants jihadistes mais ont échappé au recrutement grâce à la vigilance de leurs proches. Ils racontent leurs parcours à «Libération».

TÉMOIGNAGES

Mohammed Ali, à Maiduguri, le 6 août.

mencé à imiter ce qu'ils voyaient et entendaient. Ils ont créé leur propre mosquée de fortune en disposant des cailloux pour former la silhouette d'un bâtiment. Ils ont copié le style de prière, l'appel à la prière du groupe. Leurs jeux ont ressemblé au conflit qui se déroulait autour d'eux. «Nous aussi, on partait en guerre», explique Mohammed. Les garçons d'un quartier voisin jouaient le rôle des policiers.

Mohammed et ses amis se faisaient fièrement appeler Boko Haram. «C'était un combat sérieux. On était comme une version réduite du groupe.» Les garçons fabriquaient des pistolets factices à partir de rayons de vélo et utilisaient des têtes d'allumettes comme poudre à canon : frappées contre une surface dure, elles produisaient une détonation. Ils manipulaient également des pétards pour imiter les coups de

feu. Lorsque de nombreux enfants produisaient ces sons en même temps, le bruit s'approchait de celui d'une fusillade. Ce qui le surprend aujourd'hui, ce n'est pas seulement qu'ils jouaient ainsi, mais que personne ne les en empêchait. «Je m'attendais à ce que mes parents me punissent, se souvient-il. Mais ils ne l'ont jamais fait.» Les garçons fabriquaient aussi des lance-pierres. Mohammed se souvient les avoir

utilisés pour viser des filles et des femmes chrétiennes qui passaient, tirant sur elles avant de s'enfuir. «On jour, j'ai touché une femme, et elle m'a dénoncé à mes parents, raconte-t-il. Ils se sont simplement excusés auprès d'elle, et on ne m'a pas fait de reproches. Alors, nous sommes devenus plus audacieux.» A l'époque, Mohammed considérait ces actes comme des espiègleries. Avec le recul, il y voit quelque chose de plus inquiétant : une manifestation précoce de l'hostilité sectaire qui gagnait du terrain autour de lui. Et puis il y avait Lado. Un garçon semblable aux autres garçons du quartier, un peu plus âgé, se souvient Mohammed. Il lui arrivait parfois de porter un arc et des flèches. Tout le monde savait que Lado avait rejoint Boko Haram. Aucun aîné n'avait ouvertement ordonné aux enfants de se tenir à l'écart de lui. Personne n'a limité leurs contacts avec lui. Personne, pour autant que Mohammed s'en souvienne, ne l'a ouvertement critiqué. Au contraire, les garçons l'admiraient. Lado leur disait qu'il était désormais un guerrier. Pour Mohammed, cela faisait de lui un modèle. Il avait déjà rejoint le groupe jihadiste auquel Mohammed et ses amis rêvaient d'appartenir. Les garçons passaient du temps avec Lado et l'imitaient. Ils ne cachaient pas leur admiration. Un jour, il est devenu impossible de rester à l'écart du conflit. Sous la direction d'Abubakar Shekau, Boko Haram a rapidement étendu son emprise aux Etats de Borno, de Yobe et d'Adamawa. En 2011, Boko Haram a évolué, passant du statut de mouvement essentiellement local à celui d'une insurrection de plus en plus meurtrière, multipliant les attentats à la bombe, les assassinats et les raids dans le nord-est du Nigeria. A mesure que la violence s'intensifiait, Mohammed et ses amis se sont pris de fascination pour ces événements au lieu d'en être effrayés. En 2011, les garçons ont commencé à entendre le bruit des coups de feu. Les vrais, cette fois. «On était tout excités, raconte Mohammed. On suivait le bruit. Parfois, on arrivait à voir les tireurs, et on se comparait à eux. On se disait souvent : ils ne sont même pas plus âgés que nous!»

ÉLOIGNÉ DE 400 KM PAR SES PARENTS

En 2014, Boko Haram attaque Damaturu, prend brièvement le contrôle de certains quartiers, et s'empare du bureau du gouverneur. Mohammed se souvient que des foules se rassemblaient tandis que les combattants défiaient dans les rues : «Nous crions 'Allah Akbar'!» Boko Haram est alors au sommet de sa puissance militaire. L'année suivante, le mouvement jihadiste atteint l'apogée de son contrôle territorial, avec une dizaine de villes sous sa coupe : Abubakar Shekau y proclame un califat. A ce moment-là, ses parents ont commencé à comprendre ce que Mohammed lui-même ne voyait pas encore. L'amitié entre leur fils et Lado les inquiétait. Ils ont fi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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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aiduguri, capitale de l'Etat du Borno, le 6 août. C'est dans cet Etat du nord-est du Nigeria qu'est né le groupe islamiste Boko Haram.

ment décidé d'éloigner Mohammed et ses frères et sœurs de Damataru pour les envoyer chez des proches, à Kano, dans le Nord.

A l'époque, Mohammed n'a pas compris cette décision. Il savait seulement qu'il partait. C'était son premier voyage vers l'Etat de Kano, situé à environ 400 kilomètres de chez lui. La famille a voyagé par la route, laissant derrière elle le quartier où il avait grandi et les garçons avec lesquels il

s'était construit un univers autour de Boko Haram. Il se souvient que ses amis et la mosquée de fortune où ils se réunissaient lui manquaient. Plus tard, alors que Mohammed vivait à Kano, il a appris que Lado avait été arrêté par l'armée et détenu dans une caserne. Lado a ensuite été tué, raconte-t-il. A mesure que la violence de Boko Haram s'intensifiait, Mohammed a commencé à comprendre pourquoi ses parents l'avaient emmené loin de là. «Si nous étions restés à Damataru, nous aurions sûrement rejoint le groupe», reconnaît-il. Boko Haram tuait désormais quiconque s'opposait à lui: forces de sécurité, chrétiens, dirigeants communautaires et religieux. Puis, les musulmans et les mosquées ont également été pris pour cibles par les jihadistes. C'est à ce moment-là que Mohammed a pris conscience que le groupe n'épargnait personne. Il était devenu impossible d'ignorer le fossé entre l'objet d'admiration de son enfance et la réalité d'une insurrection sanguinaire. Mohamed a repensé à ses connaissances qui avaient intégré Boko Haram. Beaucoup, dit-il, ont été tués. Certains ont exécuté des proches qui s'opposaient à leur décision de rejoindre le groupe. A l'inverse, certains ont été soutenus par leurs parents, en particulier par leurs mères. Mohammed raconte qu'elles allaient jusqu'à cacher les armes de leurs fils sous leur lit. L'Unicef a estimé en 2017 que plus de 3500 enfants avaient été recrutés par des groupes armés dans le nord-est du Nigeria entre 2013 et 2017, la plupart âgés de 13 à 17 ans. L'organisation onusienne a précisé que ce chiffre ne comprenait que les cas vérifiés. Une offensive militaire régionale a chassé le groupe de la majeure partie de son territoire à partir de 2015,

mais le conflit s'est poursuivi. En 2016, Boko Haram s'est scindé en deux factions rivales, dont l'une a pris le nom d'Etat islamique en Afrique de l'Ouest (Iswap). Aujourd'hui, ces deux branches restent actives dans certaines zones du nord-est du Nigeria, malgré des années d'opérations militaires. Comme Mohammed, depuis vingt ans, des millions d'enfants nigérians ont été marqués par la violence ambiante, les déplacements de population et de récits contradictoires sur Boko Haram. Le conflit a façonné non seulement ceux, nombreux, qui ont pris les armes, mais aussi ceux, encore plus nombreux, qui ont grandi dans l'ombre de l'insurrection jihadiste. C'est le cas du docteur Abubakar Abba Kaka. A l'hôpital universitaire vétérinaire de l'université de Maiduguri, le soignant de 33 ans est assis sur une chaise en plastique dans

la salle d'attente, ajustant régulièrement la blouse de laboratoire qu'il porte par-dessus un caftan. La pièce dégage une odeur d'eau de Javel et de désodorisant. «Je ne devrais pas être ici», dit Abba. Il a grandi à Bama, au début des années 2000, avant que la ville ne devienne l'un des principaux lieux touchés par l'insurrection de Boko Haram.

«BEN LADEN ÉTAIT UN HÉROS»

Après avoir terminé ses études secondaires à Maiduguri, Abba souhaitait devenir enseignant. Mais il n'avait pas les moyens de payer les frais de scolarité à l'école normale de Bama. Frustré, il a décidé de suivre la voie empruntée par certains de ses amis d'enfance: il a fait ses valises, acheté une ardoise en bois et s'est préparé à partir suivre un enseignement coranique à Nguro Soye, un village voisin de Bama. Sa mère l'en a empêché. Elle a pleuré et l'a convaincu de rester, en le mettant en garde contre les dangers de la radicalisation. Abba a fini par l'écouter. Des années plus tard, il a compris l'importance de cette décision. «Toutes les personnes que je connaissais et qui étaient parties suivre un enseignement coranique à Nguro Soye ont rejoint Boko Haram», raconte-t-il. Les souvenirs d'Abba

remontent à une période plus lointaine. Boko Haram n'était pas encore devenue la principale force insurgée du nord-est du Nigeria. Il se souvient avoir entendu parler, en 2004, d'un groupe armé influencé par les talibans afghans, actif dans les montagnes de Mandara, près de Gwoza, et avoir vu des gens acclamer ses combattants. Oussama Ben Laden était alors une autre figure admirée. Des images du chef d'Al-Qaeda brandissant une kalachnikov circulaient dans les foyers, dans les rues et dans les transports en commun. «Nous avons grandi en pensant que Ben Laden était un héros», explique-t-il. Au moment où Boko Haram a fait son apparition, «l'esprit de certains enfants et adultes était déjà réceptif à son idéologie». Pour certains musulmans du Borno, le mouvement de Mohammed Yusuf était perçu comme une révolte contre la corruption du gouvernement, rappelle Abba. Ce qui a alimenté l'adhésion massive à la secte.

«S'ils sont contre l'éducation, alors j'étudierai jusqu'à la fin des temps», affirme-t-il aujourd'hui. C'est son combat personnel contre Boko Haram, dont le nom signifie «l'éducation occidentale est un péché». Aujourd'hui, Abba prépare un master en biochimie vétérinaire à l'université de Maiduguri. ➡

«On arrivait à voir les tireurs et on se comparait à eux. On se disait: ils ne sont pas plus âgés que n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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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

Recueilli par LILIAN ALEMAGNA, VALÉRIE HACOT et ISMÉRIE VERGNE

«Un peu énervé» par la une de Libé consacrée, mardi, aux paris économiques perdus d'Emmanuel Macron après dix ans à la tête de l'Etat, son ministre de l'Economie et des Finances depuis octobre, Roland Lescure, a voulu défendre le bilan du Président. Celui qui a été «au cœur de la Macron-économie depuis 2017» revendique une politique en faveur de l'activité et de l'emploi alors que le chômage repart à la hausse et que le déficit file. A neuf mois de la présidentielle, il craint que la campagne n'occulte et ne dégrade le débat budgétaire de l'automne qui s'annonce déjà «difficile». Le ministre refuse toutefois de confirmer et de commenter une information du Monde qui affirme jeudi que l'objectif de déficit dans le budget 2027 serait modestement fixé à 4,9%, compromettant sérieusement un retour aux 3% en 2029.

Malgré cinq réformes de l'assurance chômage depuis 2017, le chômage est au plus haut depuis 2020. Est-ce l'échec d'Emmanuel Macron qui avait promis le plein-emploi?

En 2017, Emmanuel Macron a préféré des politiques en faveur de l'activité et de l'emploi plutôt que faire ce que d'autres ont fait pendant des décennies : choisir la préférence pour le chômage. Ils dépensaient beaucoup d'argent pour indemniser sans réellement accompagner des gens qui étaient exclus du marché du travail. Les emplois aisés et les emplois jeunes coûtaient une fortune, étaient présentés à tort comme des marchepieds vers l'emploi et se sont révélés être des tunnels vers la misère. Nous avons mis fin à ces politiques et cela nous a valu des critiques à l'époque. Nous avons mis le paquet sur les dispositifs de retour à l'emploi, de formation, d'apprentissage... Nous sommes passés de 600 000 apprentis à plus d'un million de nouveaux apprentis par an depuis 2017. Au total, ce sont 6 millions de jeunes qui

sont passés par la formation professionnelle. Réformer le fonctionnement du marché du travail, l'assurance chômage et les retraites fait partie des avancées décisives et courageuses qui ont eu un impact réel sur le marché du travail. Grâce à la loi pour le plein-emploi, notre système d'accompagnement des chômeurs a été redynamisé. Mais il reste, à la fois en termes de durée et de niveau d'indemnisation, parmi les plus généreux en Europe.

Pourtant, même les anciens Premiers ministres Elisabeth Borne et Edouard Philippe jugent respectivement la situation «inquiétante» et «alarmante». Aujourd'hui, 3,6 millions de Françaises et de Français, qui étaient exclus du marché du travail en 2017, sont aujourd'hui inclus, dont 1,1 million de seniors. Jamais autant de personnes, y compris à la fin du deuxième trimestre, n'ont travaillé en France que sous les deux quinquennats d'Emmanuel Macron. Le taux d'emploi des 15-64 ans est de 69% contre 65% en 2017. Plus de 30 millions de personnes tra-

vaillent en France contre à peine 27 millions en 2017. Ces résultats de long terme n'ont immunisé en rien la France des aléas de la conjoncture internationale et nationale. Il est indéniable que cette année, le pays souffre à la fois d'un choc extérieur important, la guerre en Iran avec le blocage du détroit d'Ormuz, et de chocs ponctuels ont été entre la canicule et les incendies qui affectent de manière directe un certain nombre de secteurs en France.

Le chômage augmente depuis six semestres, ça ne s'explique pas que par du court terme.

Le chômage a été en dessous de 7,5% sans discontinuer entre 2021 et 2025. Aujourd'hui, on est à 8,3%, et si on retire les gens qui étaient au RSA, qui sont désormais comptabilisés comme chômeurs et qui ne l'étaient pas à l'époque, on serait à 7,9%. Les chômeurs étaient dissimulés par différents mécanismes, nous avons souhaité rétablir la vérité des chiffres. Donc certes, le taux de chômage s'est dégradé, mais cela reflète les enjeux importants auxquels le pays fait face, notamment le conflit en Iran. Je ne voudrais surtout pas donner l'impression que le travail est terminé. Quand j'entends les candidats qui foisonnent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nous dire qu'ils vont tout régler en cinq minutes, moi je leur dis, pas de problème, allez-y. Mais pour avoir été au cœur de la Macron-économie depuis 2017, je vous assure que ce n'est pas facile de mettre en œuvre des politiques qui sont souvent décriées à court terme même si elles payent à moyen terme.

Le budget 2027 s'annonce très compliqué...

Nous sommes dans la dernière ligne droite de sa préparation et il s'annonce en effet difficile. Parmi la quarantaine de candidats aspirants à la présidentielle, il y en a un ou une qui héritera du budget qui sera voté. J'ai donc un message pour ces candidats : aidez-nous à faire adopter un budget sérieux qui ne sera peut-être pas un budget idéal pour vous, que vous pourrez corriger quand vous serez élu, mais qui permettra au moins de lever l'incertitude politique et de donner une feuille de route économique que j'espère raisonnable et ambitieuse pour 2027. Ce faisant, il faudra continuer à privilégier l'investissement et la compétitivité de notre économie. Il sera important de s'interroger sur plusieurs dispositifs dont les niches fiscales et les dépenses inefficaces. Il faudra rassurer les entreprises pour qu'elles continuent d'investir. Ce qui est sûr, c'est que si le recours à la loi spéciale ne pouvait être évité, les risques pour l'économie française seraient bien présents : risque de décrochage budgétaire, risque d'immobilisme avec l'impossibilité de soutien à l'économie dans le cas d'une crise type Ormuz, risque de ne plus réaliser aucun nouvel investissement au détriment de la compétitivité de nos entreprises. La loi spéciale est un carcan dont un nouvel exécutif ne pourrait pas s'estraire avant le mois d'octobre 2027.

Roland Lescure en 2023. DENIS ALLARD

On parle d'une année blanche pour les retraités les plus aisés et d'un tour de vis sur les politiques familiales. Ces deux sujets sont-ils sur la table?

Le pouvoir d'achat a progressé entre 2017 et 2026. Celui des retraités a été plus que préservé et même accru y compris pendant la crise inflationniste de l'Ukraine. Parler d'année blanche ne veut rien dire. La question de la contribution des retraités aisés à l'effort de redressement, par exemple par une indexation plus modérée de leurs pensions, mérite d'être posée. Les choix

Roland Lescure

«La question de la contribution des retraités aisés mérite d'être posée»

Echec du ruissellement, retour du chômage, dégradation du déficit... Le locataire de Bercy revient sur le bilan économique des quinquennats Macron et annonce avoir les retraités aisés dans le viseur pour le périlleux budget de 2027.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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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 sont pas faits, mais cela fait clairement partie des pistes que je souhaite que nous examinions, à condition de préserver les retraités les plus modestes. Pour la politique familiale, nous allons étudier les rapports récemment publiés. Mais à ce stade, c'est un peu tôt pour avoir une vision définitive sur ce sujet.

Le président de la commission des finances à l'Assemblée, Eric Coquerel réclame un projet de loi de finances rectificative (PLFR) pour répondre aux besoins d'équipement et lutter

contre les canicules ou les incendies. Que lui répondez-vous ?

C'est inutile et ce n'est pas souhaitable. Si nous arrivons à discuter, négocier et faire adopter un budget pour 2027, compte tenu de la situation politique, nous serons déjà bien contents. Eric Coquerel a beau jeu de demander un PLFR mais utiliser cet outil dont nous n'avons pas besoin, ce serait ouvrir un débat politique sans fin et sans fond, qui nous amènerait à des discussions difficiles, des majorités introuvables, des demandes de 49.3...

«Nous sommes dans la dernière ligne droite de la préparation du budget 2027 et il s'annonce en effet difficile.»

Vu la crise climatique qui s'intensifie, les crédits dédiés à l'environnement vont-ils être augmentés ?

Le bilan de la politique d'Emmanuel Macron, c'est une réduction des émissions de gaz à effet de serre de près de 23 % pour une croissance de 12 % depuis 2017. On a parfois tendance à opposer économie et écologie mais je suis convaincu qu'on peut concilier les deux. Le budget de l'écologie ne peut pas être résumé à un ministère, l'écologie infuse toutes les politiques. A l'économie, des budgets de France 2030 sont fléchés sur les industries innovantes et les industries vertes. Pour le projet de budget 2027, le Fonds vert va être revalorisé à 1 milliard d'euros contre 837 millions d'euros inscrits initialement dans le budget 2026. Depuis sa création il y a trois ans, plus de 5 milliards d'euros ont été engagés à destination des collectivités locales pour l'adaptation au changement climatique.

La ministre de la Transition écologique évoque un coût des canicules de cet été compris entre 10 et 15 milliards d'euros, en disant s'appuyer sur l'Insee. Confirmez-vous ?

A ce stade, il est bien trop tôt pour estimer l'impact. Des évaluations précises sont en cours à partir des multiples remontées du terrain. Depuis 2017, les finances publiques se sont largement dégradées. Alors que les autres pays ont subi les mêmes crises extérieures, comment expliquez-vous que la France soit devenue la lanterne rouge de l'Europe ? Nous avons choisi de protéger davantage nos concitoyens que d'autres et peut-être que nous l'avons fait un peu trop et un peu trop longtemps. Pendant la crise en Ukraine, l'inflation dans les pays développés a pu être proche de 10 %. En France, elle n'a pas dépassé 5,9 %. Nous a-t-on donné crédit de cette protection ? Je ne suis pas sûr. En tout cas, pas à la hauteur des quelque 100 milliards d'euros que ça a coûtés. C'est la raison pour laquelle, face au choc du détroit d'Ormuz, ou cet été, face aux canicules et aux incendies, le gouvernement a décidé d'adopter des mesures ciblées, évidemment moins coûteuses, et plus taillées sur mesure de manière à aider les secteurs et les populations qui en avaient le plus besoin.

Emmanuel Macron avait théorisé le concept des «premiers de cordée», censé tirer vers le haut l'ensemble de la population. Sauf que là, le taux de pauvreté et les inégalités sont au plus haut depuis trente ans.

Cette politique a été simplifiée et caricaturée. Pour créer de l'emploi et de la richesse, il faut aussi pouvoir créer des entreprises, les développer et investir. Dans le bilan d'Emmanuel Macron, les créations d'entreprises n'ont jamais été aussi importantes même si cela peut évidemment conduire à davantage de défaillances d'entreprises. La France est aussi depuis 2019 la nation la plus attractive d'Europe. Mais nous aidons aussi les travailleurs modestes notamment avec la prime d'activité. J'entends souvent une description de la France et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qui me donne l'impression qu'on parle des Etats-Unis alors que nous sommes le pays le plus redistributif au monde.

Il a quand même été démontré que les ultra-riches se sont enrichis pendant dix ans et que le taux de pauvreté a augmenté. Certes le taux de pauvreté ne s'est pas réduit. Ce taux est mesuré par rapport au salaire médian, c'est-à-dire une rémunération supérieure à celle qui prévalait il y a dix ans. Est-ce que pour autant je m'en satisfais ? Non. Le défi majeur des dix ans qui viennent, c'est ce qu'on appelait en 2017 et ce sur quoi on aurait pu faire plus et mieux, la réduction des inégalités à la racine. Il y a encore trop de jeunes issus des quartiers défavorisés ou des territoires ruraux largement désindustrialisés qui restent exclus du marché du travail. C'est aussi le cas pour les seniors qu'il faut réintégrer et maintenir sur le marché de l'emploi.

Pour le budget 2026, vous aviez trouvé un accord avec les socialistes. Cette fois-ci, ils seront en pleine primaire. On les imagine mal vous faire un cadeau.

Entre le gel de la réforme des retraites, la hausse de la prime d'activité ou les repas à un euro, je ne qualifierai pas le budget 2026 d'un cadeau gratuit des socialistes au gouvernement, mais plutôt du résultat d'une négociation constructive à plusieurs. On dit qu'il faut être deux pour danser le tango, là il fallait être cinq ou six pour danser le quadrille avec la droite républicaine, les partis du centre, les socialistes, les écologistes. J'espère que le compromis sera au rendez-vous cette année. Ce qui m'inquièterait c'est qu'à l'automne, la discussion politique autour du budget vire sur chaque amendement au galop d'essai de la campagne présidentielle, ou même pire de la campagne interne des primaires. Malheureusement si c'est cette option qui est choisie je pense que la discussion budgétaire sera moins productive, moins constructive et sans doute la plus risquée financièrement aussi, car elle dégradera la perception que les marchés financiers auront de notre pays.

Donc vous préférez les ordonnances au 49.3 ?

Non. Certes plusieurs outils existent. Mais je préférais qu'un budget puisse être adopté par les voies naturelles. Cela s'annonce sans doute plus difficile cette année que l'année dernière, mais pas impossible. ➤

carnet

DÉCÈS

Paris (75)

La famille FAVART et ses proches

ont la tristesse de vous faire part du décès de

Nicole GRAPPIN née RICHES

à l'âge de 94 ans, le dimanche 9 août 2026.

Le service funèbre est prévu au Père Lachaise, le lundi 17 août 2026, de 13H30 à 14H30, à la salle de la Coupole.

Recueil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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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ÉSIDENTIELLE

Souviens-toi l'été...

2016, le ministre Macron en marche vers la démission

Après le lancement de son mouvement politique et la distance qu'il s'applique à mettre entre lui et le gouvernement Valls, Emmanuel Macron emploie son été à préparer minutieusement son départ de Bercy et s'élancer vers l'Elysée.

Emmanuel Macron, alors ministre de l'Economie,

Par CHLOÉ DASQUET

Après une journée de cache-cache dans les rues d'Amiens, les journalistes campent dans leur voiture, priant pour que la connexion Internet de leur téléphone ne les laisse pas tomber. Le 6 avril, ils sont installés devant l'espace Mégacité d'Amiens, la ville natale d'Emmanuel Macron, où le ministre de l'Economie a décidé d'annoncer le lancement d'En marche. L'événement est interdit aux rédactions, qui savent pourtant qu'il se prépare quelque chose de gros.

En effet, un ministre en exercice qui crée un mouvement politique à un an de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c'est une première. Comme un défi lancé à c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 que qui l'a couvé, François Hol- lande, plombé par son impopula- rité, et à Manuel Valls, ce Premier ministre avec lequel les relations sont tendues depuis son premier jour au sein du gouvernement, au printemps 2014. Officiellement, lors de son lancement, En marche est une entreprise de porte-à-porte, destinée à établir «un diagnostic sur l'état du pays», qui servira ensuite à formuler «une offre politique

SÉDIE 5/6

Dix mois avant une 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le paysage politique est souvent bien différent de celui qui s'offre aux Français le jour du 1er tour. Tout le mois d'août, le service politique de Libération replonge dans les archives pour rappeler qu'il faut - souvent - faire attention : la vérité d'un été ne fait pas (forcément) celle du printemps suivant.

nouvelle», à partir de la rentrée de septembre.

Ce sont les derniers mois où le nom d'Emmanuel Macron n'est pas directement associé à celui de candidat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La machine est évidemment bien en marche, mais les troupes macro- nistes et le principal intéressé se gardent bien de trop se mettre en avant. En avril 2016, voilà donc deux ans que l'ancien secrétaire gé- néral adjoint de l'Elysée est minis- tre de l'Economie, de l'Industrie et du Numérique en remplacement d'Arnaud Montebourg, éjecté de

Bercy après une «cuvée du redresse- ment» mal digérée par Hollande et Valls. Mais Emmanuel Macron est avant tout un énanque, devenu ban- quier d'affaire millionnaire. Un cu- rieux allié pour le président de l'époque, François Hollande, qui «n'aime pas les riches».

«CE MONDE EST ANCIEN»

Durant ce dernier été avant la prési- dentielle, Macron délaisse peu à peu son costume de ministre pour se glisser dans celui du candidat qui ne dit pas son nom. Pour entrer dans l'arène de la précampagne, il mise tout sur une date : le 12 juillet. Ce jour-là, il signe une entrée fracassante dans la salle de la Mutualité, à Paris. Ce haut lieu historique des rassemblements de la gauche et du PS est cette fois as- sailli par des syndicalistes de SUD et de la CGT, pour le moins inami- caux. Près de 2.000 personnes sont installées dans la grande salle, et plus de 1.500 dans une seconde, ou- verte pour l'occasion. On distingue les élus des organisateurs et des sympathisants par des petites pas- tilles de couleur. A l'image des réu- nions qu'il avait l'habitude de tenir à Bercy, le ministre arpente la scène sans notes, sans cravate, le micro accroché à la veste.

Emmanuel Macron y fait plusieurs déclarations, qui, jouant de l'ana- chronisme qu'une décennie nous permet, tiennent valeur de prophé- tie : «Ce mouvement, rien ne peut plus l'arrêter. Ce mouvement, parce que c'est le mouvement de l'espoir, nous le porterons jusqu'en 2017 et jusqu'à la victoire!» Libération qua- ifie le moment de «show politique surréaliste». Quelques heures plus tôt, depuis le Sénat, Manuel Valls estimait à propos de l'activisme ma- cronien : «Il est temps que tout cela ceux...». Mais l'intéressé n'avait visi- blement pas l'intention de s'y con- former. «Ce monde est ancien, il est usé, il est fatigué, maintient-il sur scène, devant un public survolté. Il faut en changer.»

Pour achever d'enfoncer le clou, Macron lance sur scène : «Imaginez où nous serons dans trois mois, dans six mois, dans un an!» Tonnerre d'applaudissements. Une dizaine de Jeunes avec Macron commen- cent à scander «Macron, président!» Les cadres d'En marche sont pris par surprise. La séquence est large- ment reprise dans les médias, c'est un carton. En marche, «ça occupe le temps et l'esprit de Macron, et ça laisse tranquille Hollande», croit toujours à ce moment-là un diri- geant du PS.

A la Mutualité, Macron ne tape pas sur Hollande, comme il l'a fait quel- ques mois plus tôt. Il préfère dire que «beaucoup de choses ont été fai- tes» depuis 2012. Mais, à ses yeux, la loi travail, qui fracture la gauche depuis quatre mois, «ça n'est déjà plus le combat d'aujourd'hui» et «il faut aller plus loin» que la loi de transition énergétique, votée au dé- but de l'été.

Sans surprise, c'est vers Manuel Valls, jamais cité une seule fois, que convergent les critiques. «Il faut ar- rêter de tenir ce pays dans un état de minorité intellectuelle et politique», attaque Macron, après deux passa- ges en force via le 49,3 sur la loi tra- vail. Quid de Michel Rocard, l'ex- Premier ministre socialiste tout juste disparu, dont Valls et lui se ré- clament ? «On récupère pas Rocard, des gens ont essayé de son vivant ils n'ont pas réussi, je souhaite bon cou- rage à ceux qui veulent le faire maintenant», assène le chef de Bercy.

Deux jours après le one-man-show de la Mutualité, François Hollande essaie - trop tard - de brider son poulain. Il lui demande dans son in- terview télévisée du 14 juillet de «te- nir compte des règles de solidarité et d'esprit d'équipe». «Respecter ces ré- gles, c'est rester au gouvern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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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ce son mouvement En marche à la Mutualité, le 12 juillet 2016 à Paris. PHOTO MARC CHAI/MEIL

Ne pas les respecter, c'est ne pas y rester», avertit-il. Cela tombe bien, Emmanuel Macron n'a pas l'intention de s'éterniser. Le même jour, un terroriste islamiste fait 86 morts sur la promenade des Anglais à Nice. Macron se met en retrait, et laisse Hollande, Valls et Cazeneuve en première ligne.

Quoi qu'il en soit, tout le fracas causé par le meeting de la Mutualité n'est pas le simple fruit d'un concours de circonstances. Voilà déjà plusieurs mois que le ministre Macron multiplie les attaques à demi voilées contre son chef de gouvernement et le Président, et s'illustre par des polémiques qui ont tendance à accroître l'occurrence de son nom dans les médias.

«FACTEUR DE BORDEL»

La montée en puissance de Macron est telle que certains s'inquiètent qu'il ne «fasse une Montebourg», en référence à la sortie fracassante du gouvernement d'Arnaud Montebourg, lui-même en poste à Bercy, en juillet puis août 2014. Puisque la cohabitation entre le Premier ministre et son ministre de l'Economie devient quasiment invivable, des proches de Macron espèrent une sortie du gouvernement avant la fin du mois de juillet. «Il ne faut pas

être un facteur de bordel en sortant. Mieux vaut le faire dans la torpeur de l'été», préconise ainsi l'un de ses proches. Son souhait sera exaucé, de justesse.

Il faut dire que la cote de popularité de Macron est bonne depuis quelque temps. Le 13 novembre 2015, Paris Match publie un sondage Odoxa annonçant que 54 % des Français voient en lui un «futur Premier ministre souhaitable». «Pour l'Elysée, il faudra encore attendre, 'seulement' 40 % pensent qu'il ferait un bon président», ajoute le document.

Retour au printemps 2016. Plusieurs jours après le lancement d'En marche à Amiens, Emmanuel Macron prononce, le 21 avril dans le Dauphiné libéré, une première phrase qui annonce son émancipation politique. Doit-il quelque chose à François Hollande? «Lorsqu'un président nomme quelqu'un ministre, il le fait parce qu'il pense que c'est bon pour son pays, pas pour en faire son obligé», dit-il. Réponse résumée par plusieurs médias à la phrase «Je ne suis pas son obligé» et suivie d'une polémique. Une semaine plus tard, à la télévision, le président de République le met (déjà) en garde: «Il sait ce qu'il me doit.» «On lui a demandé de faire attention à ne pas porter

atteinte à la cohérence de l'action, de ne pas prendre des positions à la perpendiculaire de l'exécutif», glisse-t-on à l'époque dans l'entourage du chef de l'Etat.

Un mois plus tard, le 27 mai, en déplacement à Lunel, dans l'Hérault, Emmanuel Macron perd son sang-froid lorsque, au bout de vingt minutes d'un dialogue tendu avec deux hommes, l'un d'eux lui reproche de «s'acheter des costards avec son pignon». Le futur chef de l'Etat lui rétorque aussi sec: «Vous n'allez pas me faire peur avec votre teeshirt. La meilleure façon de se payer un costard, c'est de travailler.» Arnaud Montebourg, son prédécesseur à Bercy, en profite pour dénoncer son absence de «respect» envers «nos compatriotes».

«Ça occupe le temps et l'esprit de Macron, et ça laisse tranquille Hollande.»

Un dirigeant du PS à la création d'En marche

Mais dans les rangs du PS et du gouvernement, on réfléchit à deux fois avant de réagir. Les ministres temporisent: Stéphane Le Foll et Jean-Marie Le Guen regrettent une «polémique» sans fondement. Le premier secrétaire du PS de l'époque, Jean-Christophe Cambadélis, les rejoint. Mais les roses sont partagés. Certains sont convaincus qu'il prépare sa candidature quand d'autres croient toujours qu'il roule pour Hollande. L'ambiguïté est de mise. Le lendemain de cet épisode du costard, dans une vidéo sur Facebook, Emmanuel Macron sonne le départ de la «grande marche», cette vaste opération nationale de porte-à-porte, sur laquelle il compte pour présenter, à la fin de l'été, son «diagnostic du pays». Ses «marcheurs» doivent en mobiliser d'autres, sur le principe d'enrôlement inspiré de la campagne d'Obama. Pour réaliser cette ambitieuse prise de pouls du pays, près de 14 000 personnes se portent volontaires. Parmi eux, Pierre Le Texier, membre des Jeunes avec Macron depuis le lancement de cette association en 2015. «On n'était pas du tout prévus dans l'histoire, se souvient-il. Mais on a servi de cadre pour En marche, c'est certain.» Avant de devenir un «marcheur», il

assistait depuis plusieurs mois aux réunions publiques qu'organisait Macron à Bercy. «Il était debout sur une petite scène, et on était 300 autour de lui. C'était une machine technocratique hors pair, je n'ai jamais rencontré un cerveau pareil! Il pouvait réciter le code minier de tête, c'était impressionnant. On n'était pas avec un type lambda. Sans me dire que c'était pour si tôt, je me rappelle m'être dit que j'étais en train de voir un futur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On aurait alors pu croire que le mois de mai se terminerait sans autre affaire. Mais une nouvelle révélation vient entacher l'image de gauche de Macron, à laquelle il assure pourtant appartenir, en dépit de son «ni droite ni gauche». Rapidement après l'épisode du «costard de Lunel», le Canard enchaîné et Mediapart révèlent que, contrairement à ce que déclare le ministre de l'Economie, il est bel et bien soumis à l'impôt de solidarité sur la fortune (ISF). Voilà qui n'arrange pas les affaires de celui qui rappelle régulièrement vouloir supprimer l'ISF. Quelques semaines plus tard, en hommage à Michel Rocard, Macron essaie de balayer la polémique: «Je suis de gauche. C'est mon histoire. C'est ma famille.»

«TU N'AS AUCUNE CHANCE»

Après des mois d'une médiatisation savamment orchestrée, le lancement d'un mouvement politique et un meeting de candidat qui ne dit pas son nom mais qui en a tout l'air, il est temps pour Macron de tirer sa révérence et se lancer sans masque dans la course au 55, rue du Faubourg Saint-Honoré.

Le 30 août 2016, le patron d'En marche emprunte la navette fluviale pour démissionner du gouvernement. La veille, il disait à François Hollande son manque de liberté: «Je n'ai pas tout l'espace qu'il me faut. Et je veux m'occuper de mon mouvement.» Le Président essaie de le retenir: «Tu as encore beaucoup à faire en tant que ministre de l'Economie. Il y a du travail pour dix jusqu'au bout.» En vain.

Pourtant, certains commentateurs imaginaient encore que Hollande se servirait de Macron pour barrer les ambitions présidentielles de Valls. Ce dernier, quant à lui, est furieux: «Tu pars pour quoi, Emmanuel? Tu pars pour être candidat, c'est ça? Tu n'as aucune chance!» rapporte le Monde.

Dans son dernier discours à Bercy, Macron enterre définitivement le suspense: «Dès la fin du mois de septembre, je présenterai le diagnostic de la France, construit avec l'aide des dizaines de milliers de Français que les adhérents d'En marche sont allés interrogés. Je proposerai ensuite des actions en profondeur et en cohérence avec la vision que nous portons. [...] Car je suis déterminé à tout faire pour que nos valeurs, nos idées, notre action puissent transformer la France dès l'année prochaine.» Un an plus tard, il est à l'Elysée, Edouard Philippe à Matignon et il a déjà déroulé les «défis et priorités de son quinquennat» devant le Parlement réuni à Versaill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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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

VOITURE ÉLECTRIQUE

Sur l'autoroute,

les bornes en surcharge

Bien que l'électrification s'impose dans le quotidien et que la France soit l'un des pays les mieux équipés d'Europe, les infrastructures de recharge restent trop peu nombreuses, surtout lors de week-ends de haute fréquentation comme le 15 août.

Par

JEAN-CHRISTOPHE

FÉRAUD

Ah, le grand chassé-croisé du week-end du 15 août, ses bouchons sous la canicule, ses aires d'autoroute surchargées, ses files d'attente soviétiques devant les toilettes... et maintenant la lutte des watts pour recharger sa voiture! Avec 1,4 million de véhicules 100% électriques en circulation, soit 3,5% du parc automobile français, selon les chiffres du ministère des Transports, et 50 000 nouvelles immatriculations par mois (35% du marché) selon l'Avere-France (Association national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e la mobilité électrique), rouler à la «fée électricité» n'est plus réservé aux happy few. Bien sûr, vu le prix moyen d'un véhicule électrique neuf (37 498 euros avant aides et 34 781 euros après bonus écologique selon l'Avere), la France des congés électrifiés n'est pas encore celle du Front populaire. D'autant que le coût de recharge sur autoroute se rapproche du plein d'essence: 10 à 14 euros les 100 km, selon la puissance de la borne et l'opérateur. Mais la voiture électrique se démocratise. En comptant les modèles hybrides rechargeables (moins dépendants des bornes de recharg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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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rapproche du cap des 3 millions de véhicules électrifiés sur les routes françaises. Et, forcément, le plaisir exclusif de brancher sa Tesla sur une borne immaculée quand le commun des mortels fait le plein de gasoil à la pompe s'en ressent.

«PATRIMOINE NATIONAL»

Il fallait déjà une certaine dose de patience pour recharger sur les longs trajets, même si les batteries sont plus performantes que par le passé: comptez vingt à quarante minutes sur une borne de recharge rapide à courant continu (50 à 300 kW), contre trois à quatre heures sur une borne classique à courant alternatif (11 à 22 kW) pour atteindre 80% de la charge totale et une autonomie d'environ 400 km. «Le temps d'une borne pause-café ou d'un repas rapide en station», vantent les promoteurs de l'électrique. Ces superchargeurs sont devenus la norme sur l'autoroute. Mais la réalité s'avère de moins en moins fluide au moment des grands départs.

Selon les observations que l'on a pu faire sur la route des vacances, le temps d'attente pour obtenir l'accès à une borne de recharge sur les autoroutes A6 et A7 peut dépasser vingt minutes. Voire bien plus aux heures de pointe comme la pause déjeuner. Le temps que l'automobiliste précédent libère la place... s'il ne s'étonne pas au restoroute. Ce temps perdu vient s'ajouter à celui de la recharge: résultat, la pause courant peut atteindre une heure lors des grandes migrations comme celle du 15 août. Même punition sur d'autres axes moins fréquentés, mais cette fois par manque de bornes. Sur l'A7, «l'autoroute du soleil», on compte en moyenne 15 à 25 points de recharge en fonction des stations et la majorité intègre des chargeurs ultrarapides de 300 kW à 350 kW, selon Vinci Autoroutes. Mais on tombe à 8 sur l'A89 reliant Bordeaux à Lyon. Au niveau national, l'Avere recensait certes plus de 200 000 points de recharge fin juillet, dont plus de 22 000 offrant une recharge rapide ou ultrarapide (plus de 150 kW). Avec 297 points pour 100 000 habitants, «la France compte parmi les pays les plus avancés d'Europe en matière d'infrastructures de recharge», «Un patrimoine national comme le réseau ferré et autoroutier», selon Clément Molizon, le délégué général de l'Avere. Et «chaque nouveau point de recharge renforce notre réseau désormais dimensionné pour soutenir l'essor de la mobilité électrique et répondre à l'arrivée de toujours plus d'électromobilistes», déroule ce promoteur de la «watture».

Sans surprise, c'est l'île-de-France qui est la mieux décie, avec 33 830 points de recharge. Elle devance l'Auvergne-Rhône-Alpes (24 511) et la Nouvelle-Aquitaine (21 524). Sur ce total, une borne sur cinq permet une charge rapide en courant continu. Et dans le détail, 30% des points se trouvent dans des parkings, 13% sur la voirie, 4% au niveau d'entreprises et 2% seulement sur autoroutes. C'est bien là que ça coince, quand tout le monde veut recharger en même temps. Le problème n'a pas échappé au ministre des Transports, Philippe Tabarot, qui veut quintupler d'ici à 2035 le nombre

de points de recharge sur le réseau des autoroutes et routes nationales: «Aujourd'hui, on est à 4 500», et il s'agira de «monter à plus de 20 000. A 22 000 très exactement», a annoncé le ministre en avril dernier dans le cadre d'une «stratégie d'électrification du réseau routier national» prévoyant au total 400 000 points de recharge. Les 20 000 km d'autoroutes et nationales représentent 2% du réseau routier, mais un tiers des kilomètres parcourus. Et «il faut de la disponibilité, que l'attente ne soit pas trop longue, avec des recharges qui soient des recharges rapides», a souligné Philippe Tabarot sur l'antenne de Sud Radio, le 17 avril.

Globalement, le réseau est déjà bien dimensionné. Carrefour européen majeur de la route des vacances, la France se situe dans le haut du panier européen en matière d'équipement en bornes de recharge électrique. Mais le taux d'utilisation grimpe en flèche: le nombre moyen de recharges par borne a augmenté de 30% en un an. Et si le maillage progresse, l'intensité d'usage du réseau pose question. La consommation électrique totale des bornes a atteint 163 GWh en juillet, soit la production d'un réacteur nucléaire standard pendant une semaine (contre 115 GWh en août 2025). Et cette hausse de la demande s'accompagne d'une dégradation de la disponibilité. Si en juillet, un conducteur avait en moyenne 94% de chances de trouver une prise libre immédiatement, ce taux chute à 84,2% pour les bornes rapides. Il y a aussi les points de recharge hors service (10% de taux de panne)... et il faut compter avec les voleurs de cuivre: selon l'association Charge France, plus de 400 plaintes ont été déposées depuis le début de l'année pour des vols de câble sur des bornes de recharge pour voitures électriques.

«BIEN MOINS COÛTEUX»

Mais avec un peu de bon sens, les conducteurs de voiture électrique peuvent s'épargner l'attente sur les aires d'autoroute, même en plein chassé-croisé. Pour commencer, il faut recharger avant 9 heures et après 15 heures: «Éviter les pauses aux heures de repas permet de trouver une borne plus facilement et de fluidifier l'expérience», rappelle Mélissa Chanrion, responsable du marketing de Ze-Watt, un opérateur et fabricant de bornes électriques. Cette dernière recommande aussi de privilégier «les stations de recharge situées à proximité des sorties d'autoroute, bien moins fréquentées que celles des aires de service». Et il est conseillé de limiter sa charge au nombre de kilomètres restant à parcourir jusqu'à la prochaine étape: «Vingt minutes suffisent pour passer de 20 à 80% d'autonomie», rappelle Mélissa Chanrion. Mais Ze-Watt, qui s'est spécialisé dans l'installation de points de recharge sur le parking des grandes entreprises, recommande surtout de charger son véhicule avant le départ: «Sur des bornes AC classiques, on fait le plein de courant la nuit en cinq à sept heures, c'est bien moins coûteux que sur l'autoroute et assez pour faire 500 km.» Sinon, on peut aussi éviter de prendre le volant le week-end du 15 août.

La fréquentation augmente de 30 à 40% par rapport à 2025. PHOTO DOUCELIN HANS LUCAS

«Il faut que ce soit beaucoup plus simple»

Sur l'aire d'autoroute de Limours-Janvry (Essonne), sur l'A10, les conducteurs de voitures électriques s'essaient à la recharge, parfois aidés par des bornistes, un métier apparu récemment.

«Tu as réussi?» Dolorès vient de rejoindre son mari devant la borne de recharge. «Du tout», lâche Bruno, lunettes de soleil sur le nez. Depuis plusieurs minutes, le policier de profession tourne autour de sa voiture, branche, débranche, scrute l'écran. «Aucun connecteur n'a été sélectionné», lit-il à voix haute. Il recommence. La borne affiche cette fois un «lancement de la communication». «C'est là que ça bug», soupire Dolorès. Deux ans qu'ils roulent à l'électrique et, pourtant, à chaque recharge en dehors de leur domicile, le casse-tête reste le même. «C'est un sketch, il faut que ce soit beaucoup plus simple», rigole nerveusement Bruno.

Autour d'eux, sur l'aire de Limours-Janvry (Essonne), sur l'A10 au sud de Paris, les voitures défilent sous le large auvent qui protège les seize bornes de recharge. Le souffle continu de leurs ventilateurs accompagne l'attente des automobilistes. Certains mangent à l'arrière de leur voiture, d'autres gagnent la boutique. «On a combien de temps, là?» demande un passager à son copilote avant de partir déjeuner. Ici, une recharge dure généralement une trentaine de minutes. Ce jour-là, il faudra près de vingt minutes à Bruno et Dolorès pour réussir à lancer la leur. Pour Karim, qui parcourt quotidiennement entre 200 et 300 kilomètres dans le cadre professionnel, ces difficultés tiennent surtout à l'absence de mode d'emploi commun. «Chaque constructeur a sa philosophie: parfois, il faut choisir le connecteur, brancher puis badger, parfois c'est l'inverse. Il n'y a pas une logique commune à tous.»

Passages régulés. Mercredi, ces tâtonnements prêtent surtout à sourire, la majorité des bornes de recharge étant libres, mais dans les prochains jours, l'aire de Limours-Janvry devrait connaître une forte affluence. Bison futé voit rouge pour le week-end: vendredi dans le Sud-Est pour les retours, puis samedi sur une grande partie du pays avec une circulation classée noire en Auvergne-Rhône-Alpes dans le sens des départs. A Limours-Janvry, on s'attend donc à voir les files s'allonger. «La fréquentation

augmente de 30 à 40% chaque mois par rapport à l'année dernière», constate Sylvia, responsable du site depuis trois ans. Une hausse qui se retrouve à l'échelle du réseau Vinci Autoroutes, où 3 millions de recharges ont été enregistrées en 2025, soit 50% de plus qu'en 2024.

Pour éviter que les hésitations devant les écrans ne viennent prolonger l'attente ce week-end, un borniste sera présent. Un métier apparu ici il y a deux ans: TotalEnergies en déploie désormais 300 sur 150 aires d'autoroute les week-ends de juillet et août, dont un à Limours-Janvry. Reconnaissable à son gilet, il guide les automobilistes dans le branchement, répond aux questions et régule les passages. «Quand il y a une forte affluence, il place des plots, crée des zones d'attente et fluidifie le trafic», explique Sylvia. Il rappelle aussi aux conducteurs de libérer la place une fois leur charge terminée. Certains, raconte-t-elle, restent parfois stationnés sous l'auvent, sur l'emplacement dédié aux bornes, pour profiter de l'ombre, au risque de provoquer de l'«agacement» chez les automobilistes qui attendent: «On n'aurait pas l'idée de faire son plein à une pompe à essence et de rester stationné au même endroit pour pique-niquer.»

«Pas un aventurier». Depuis cet été, la station a prévu un dispositif en cas de forte affluence. Si le borniste repère plus de quatre véhicules en attente, Sylvia prévient le poste de contrôle Sécurité du péage de Saint-Arnoult-en-Yvelines. Celui-ci diffuse alors un message sur l'autoroute pour signaler l'attente et orienter les conducteurs vers une autre aire. «Avant cet été, il n'y avait jamais eu plusieurs voitures en attente ici», raconte-t-elle. Aurélie et Vincent, eux, connaissent bien ces files. En route vers la Haute-Vienne, ces propriétaires de voiture électrique depuis plus de deux ans s'étonnent même de trouver une borne libre.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e l'on n'attend pas depuis qu'on a la voiture», assure Aurélie. De quoi inciter certains conducteurs à différer leur départ. «On patiente très rarement aux bornes parce que nous évitons les week-ends de chassé-croisé», explique Benoît, qui voyage avec sa femme, Françoise. «On ne va pas ajouter cette galère-là aux autres. Je ne suis pas un aventurier», rigole-t-il. Bruno et Dolorès, eux, peuvent enfin souffler: la recharge est bel et bien lancée. Le couple rentrera de vacances un samedi. «On aura peut-être la chance d'avoir un borniste pour nous aider cette fois», remise Dolorès.

AURORE MAUB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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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PRESSO

LIME FR

Colombie : dans l'Etat du Chocó, la violence du séisme s'ajoute «à la crise permanente»

Marqué par la misère et la présence de groupes armés, le département se trouvait à l'épicentre du séisme qui a frappé le pays. «C'est un territoire qui manque déjà de tout, alors dans ces circonstances, c'est encore plus notoire, soupire le docteur Wilman Yurgaki. Nous avons besoin d'aide humanitaire basique, d'aliments, d'ustensiles, de médicaments...» PHOTO REUTERS

Les soldats du feu ont demandé au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de débloquer des financements pour les services départementaux d'incendie et de secours. «Aucune mesure concrète» n'a été présentée, selon les syndicats.

Par SASCHA GARCIA et ANAÏS MORAN

Ils sont «à bout». Et la fronde menace. Au cœur d'un été intense à lutter contre les plus gros incendies du XXe siècle en France, les syndicats des sapeurs-pompiers professionnels ont été reçus pendant près de deux heures, jeudi, par le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Laurent Nuñez. Les neuf syndicats représentatifs des services d'incendie et de secours (Sdis), réunis en intersyndicale, ont rapporté la colère des effectifs sur le terrain qui demandent davantage de moyens matériels, financiers et humains pour lutter, notamment, contre les incendies. Bilan de cette entrevue : les organisations en sont ressorties plus remontées encore et ont annoncé, dans la foulée, une «mobilisation intensive» des Sdis une fois la saison estivale terminée.

«Le ministre n'est pas au rendez-vous, nous n'avons pas eu de réponse concrète», s'est désolé Xavier Boy, porte-parole de l'intersyndicale, lors d'une conférence de presse organisée à l'issue de la réunion à Beauvau. En amont de la journée de mobilisation de la fonction publique prévue le 29 septembre, l'intersyndicale des pompiers professionnels (ils sont aujourd'hui

44 000 fonctionnaires dans les Sdis) entend organiser trois jours de rassemblement les 26, 27 et 28 septembre, place de la République à Paris, baptisés «les colonnes de la révolte». «L'idée c'est d'installer un petit campement pour pouvoir échanger avec les citoyens, faire du micro tendu, inviter les parlementaires à notre rencontre», précise Alain

Le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Laurent Nuñez à l'école des officiers de sapeurs-pompiers à Aix-en-Provence, en juin. PHOTO THIBAUD MORITZ. AFP

Manque de moyens : les pompiers, «décus», appellent à une mobilisation

Laratta, secrétaire général du syndicat des cadres Avenir Secours. Nous avons en face de nous un ministre avec les clés d'un camion qui n'a ni de cap, ni de carburant.

«A bout de souffle». Tout au long du mois de juillet déjà, les organisations syndicales avaient tour à tour défilé

dans le bureau de Laurent Nuñez pour avertir des difficultés rencontrées par les Sdis face à une saison de feux inédite – environ 120 000 hectares ont été ravagés par les flammes depuis le début de l'été, selon les données provisoires des autorités. Quelques heures avant le rendez-vous de jeudi, l'intersyndicale avait annoncé avoir déposé

un préavis de grève et réitéré, dans un communiqué, ses revendications face à la «dégradation continue des conditions d'exercice des missions de sécurité civile», qui compte aussi plus de 200 000 pompiers volontaires et 13 000 militaires.

Lors de leur déclaration à la presse, les syndicats ont détaillé les «cinq revendications essentielles» portées devant le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 des «recrutements massifs» de sapeurs-pompiers professionnels, un «budget permettant de garantir la santé» des agents, «l'ouverture immédiate» de négociations «sur les conditions d'exercice» (certains équipements, tels que les camions-citernes feux de forêt, sont par exemple en nombre insuffisant),

une «loi de financement de la sécurité sociale juste» intégrant «leurs attentes historiques en matière de retraite», et surtout, une nouvelle loi de modernisation de la Sécurité civile pour «réformer un système à bout de souffle».

«Nous avons en face de nous un ministre avec les clés d'un camion qui n'a ni de cap, ni de carburant.»

Alain Laratta secrétaire général du syndicat des cadres Avenir Secours

Cette loi devait être l'aboutissement du Beauvau de la Sécurité civile, grande consultation lancée en 2024, dont les travaux devaient se concrétiser par un projet de loi à l'automne 2025, et qui n'ont toujours pas franchi les enceintes parlementaires. Une toute première réunion interministérielle a eu lieu, vendredi 31 juillet à Matignon, pour relancer la machine. Le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a annoncé que ce projet de loi serait présenté aux pompiers «début septembre».

«France bashing». Sur X, Laurent Nuñez a par ailleurs promis que les discussions engagées sur le financement des services départementaux d'incendie et de secours «aboutiront rapidement et

concrètement, dès le projet de loi de finances 2027». Ce sujet n'est pas une petite affaire : aujourd'hui, le financement du système des Sdis est porté à 56 % par les départements et à 39 % par les communes et les communautés de communes, l'Etat n'en assurant qu'une part marginale. Toujours sur le même réseau social, le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assure n'ignorer «aucune des difficultés» remontées par l'intersyndicale des sapeurs-pompiers. Le 22 juillet pourtant, de passage à Bordeaux, il ne s'était pas privé de balayer les mises en garde et autres critiques. «Le France bashing, ça suffit, on est un pays qui sait aussi gérer des crises», avait-il lâché. Preuve que la tension, depuis, est bien montée d'un c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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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É FR

L'administration Trump annule un rapport sur l'Arctique

L'offensive contre la science se poursuit. Le gouvernement américain de Donald Trump a reconnu cette semaine avoir annulé la publication d'un rapport de référence sur l'état de l'Arctique. Un coup de plus porté à la recherche sur le climat aux Etats-Unis. PHOTO AP

17 jours

C'est la durée atteinte jeudi par la vague de chaleur que connaît actuellement la France, dépassant officiellement la canicule de 2003. Cette vague «ayant débuté le 28 juillet, nous en sommes à 17 jours», a observé jeudi Météo France. L'épisode vient ainsi compléter le podium des plus longs jamais enregistrés dans le pays. En tête, on retrouve celui de 1983, qui a eu lieu du 9 au 31 juillet, soit 23 pénibles jours. Ensuite, juillet 2006, avec ses 21 jours. Désormais, la troisième place est tenue par juillet-août 2026, qui a connu deux pics d'intensité pour l'instant – le premier le 29 juillet et le second mercredi – et n'est pour l'heure pas encore terminé.

L'actuelle vague de chaleur, qui a connu jeudi un pic «pour la moitié ouest» et ce vendredi «pour la moitié est» doit au moins se poursuivre jusqu'à ce week-end, laissant penser qu'elle pourrait atteindre les 20 jours consécutifs. Ce vendredi, alors que le pic de chaleur se décale dans l'est du pays, «de l'air plus frais aborde l'ouest de l'Hexagone et commence à faire baisser les températures près des côtes de la Manche et de l'Atlantique». Mais le reste du pays continue de cuire, avec entre 35 à 40 °C attendus. Il faudra attendre samedi pour que l'air frais pénètre plus loin dans les terres, faisant baisser les températures «significativement». Mais, à l'ère du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elles resteront malgré tout «au-dessus des normales de saison».

Iles Kouriles: Vladimir Poutine joue la provocation avec le Japon

Pour oublier un peu les frappes de drones ukrainiens, qui saccagent raffineries et entrepôts dans tout l'ouest de la Russie, Vladimir Poutine s'est offert une excursion dans l'Extrême-Orient russe jeudi. En bon provocateur, il a choisi de se rendre dans les îles Kouriles, un archipel que le Japon considère être illégalement occupé par Moscou. Tokyo a vivement réagi à cette visite, qualifiée «d'inacceptable».

Pourquoi y est-il allé? C'était le premier passage du maître du Kremlin dans l'archipel, mais pas la première fois qu'un président russe s'y rendait. Dmitri Medvedev l'avait déjà fait en 2010, lors de son mandat à la tête de la Russie. Présent à Sakhaline, la grande île de l'Extrême-Orient russe,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epuis treize ans afin d'observer les exercices militaires de la flotte du Pacifique, Poutine n'avait qu'à traverser la mer d'Okhotske pour s'y rendre.

Pourquoi la possession de l'archipel est contestée? La concurrence entre le Japon et la Russie pour ces îles

Vladimir Poutine sur l'île d'Itoum, jeudi. REUTERS

remonte au XIXe siècle. Mais la bascule a lieu à la toute fin de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En rupture du pacte de neutralité entre Japon et URSS, les Soviétiques profitent du chaos créé par les bombardements atomiques américains sur Hiroshima et Nagasaki pour envahir la Mandchourie occupée par les troupes impériales japonaises. A partir du 18 août 1945, l'armée soviétique envahit et annexe les Kouriles. La population japonaise (environ 17 000 personnes) est expulsée.

A l'époque de Boris Eltsine, Moscou avait envisagé de restituer ces territoires. Mais sous la pression des com-

munistes et des nationalistes, le projet avait échoué. Douze ans plus tard, lors d'une visite officielle au Japon, Poutine avait donné l'impression de vouloir débloquer la situation. Les entretiens avec le Premier ministre Shinzo Abe n'ont mené à rien. Tokyo et Moscou n'ont jamais réussi à se mettre d'accord sur le règlement du conflit et aucun traité de paix entre les deux pays n'a été signé depuis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Depuis 2023, les relations se sont encore envenimées. Tokyo a critiqué l'invasion russe de l'Ukraine et adopté certaines des sanctions internationales contre Mos-

cou. Le gouvernement japonais,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epuis vingt ans, a également redit que les Kouriles, appelées aussi les «Territoires du Nord», étaient «illégalement occupées».

Pourquoi le Japon s'inquiète-t-il de la présence russe?

Pour les Russes, les Kouriles ont acquis une importance stratégique. Leurs eaux sont poissonneuses et leur sol riche en gisements d'or et d'argent. Depuis la guerre froide, elles servent aussi de bases aériennes et navales. Depuis le début de la guerre en Ukraine, le rapprochement entre la Russie et la Corée du Nord et entre la Russie et une Chine plus remontée que jamais contre le Japon inquiète beaucoup Tokyo. La collaboration entre avatations et marines russes et chinoises pour des exercices conjoints dans des zones proches du Japon conduit notamment les avions des forces d'autodéfense à décoller en alerte plusieurs centaines de fois par an.

NELLY DIDELOT A lire en intégralité sur Libé.fr.

Marchand, Grousset, Moluh au menu du week-end de l'Euro de natation

Les derniers jours de compétition des championnats d'Europe de natation à Saint-Denis verront Léon Marchand s'aligner sur deux épreuves individuelles, et sans doute un relais. Tandis que Maxime Grousset et Mary-Ambre Moluh tenteront de conclure en beauté une semaine déjà réussie. Libé fait le point.

On a quitté Léon Marchand tout sourire, lundi, après la médaille d'argent décrochée avec ses partenaires du relais 4x200 m nage libre (crawl). On le retrouvera ce vendredi, le matin sur les séries du 200 m papillon, puis le soir

sur les demi-finales, avant la finale prévue samedi. La star des Bleus fait figure d'immense favori de l'épreuve, d'autant qu'il ne sera pas cette fois opposé à Kristof Milák. Après leur duel d'anthologie en finale des J0 2024, le Hongrois a préféré faire l'impasse sur la distance.

Ce vendredi et samedi toujours, Mary-Ambre Moluh s'alignera sur le 100 m dos, sa discipline de prédilection. Celle dont elle a battu le record d'Europe mardi, lors de sa finale victorieuse avec le relais 4x100 m 4nages mixte. La fusée suédoise Sarah Sjöström partira, en paral-

lèle, en quête d'un nouveau titre en 50 m nage libre, après l'or olympique remporté il y a deux ans à Paris.

Sur les journées de samedi et dimanche, ensuite, Yohann Ndoye-Brouard aspirera à prendre sa revanche sur le 100 m dos, après son échec en 200 m dos, lui qui avait glané deux médailles de bronze sur ses finales aux derniers Mondiaux. De son côté, Maxime Grousset devrait s'aligner sur le 50 m nage libre, afin de parachever une semaine déjà chargée en breloques en dépit de sa récente fracture au pied. Dimanche, Léon Marchand

sera à l'œuvre en 400 m nage libre, pour se tester sur la distance. Enfin, une course attendue côté tricolore viendra conclure la semaine de compétition: le relais 4x100 m 4 nages masculin, sur lequel les Français ont brillé aux derniers Jeux (bronze) et Mondiaux (argent). Avec un suspens, toutefois, sur les forces en présence. Marchand, dont la lésion aux adducteurs l'empêche de nager la brasse, cédera-t-il sa place au prometteur Carl Aitkaci, histoire de mieux plier le jeu sur le crawl final?

ELSA DE LA ROCHE SAINT-ANDRÉ

Pologne Une tentative d'«exécution» d'un Américain-Ukrainien déjouée

Le Premier ministre polonais, Donald Tusk, a annoncé jeudi l'interpellation, la semaine dernière, d'un citoyen russe selon lui recruté par Moscou, dont «la tâche consistait à exécuter ici même à Varsovie un citoyen américain-ukrainien». L'assassinat avait pu être déjoué. «Cette cible était considérée comme particulièrement gênante pour le régime de Vladimir Poutine», a déclaré Tusk, indiquant que l'attentat a pu être empêché «à la dernière minute».

Paris 450 personnes sans-abri évacuées du parvis du Samu social

Un campement dans l'enceinte d'un centre d'hébergement d'urgence de Paris, qui a rassemblé jusqu'à 450 personnes sans-abri parmi lesquels de nombreuses familles, a été évacué jeudi matin sur arrêté préfectoral. Cela faisait un mois qu'elles s'y étaient installées, rejoignant les grévistes du 115 et leurs collègues. «Ils envoient les forces de l'ordre face à une situation de détresse sociale», se désole Charlotte Kwantes, d'Utopia 56. Les seules solutions proposées aux familles étaient des déplacements vers des sas régionaux d'accueil temporaire, loin de l'île-de-France.

A lire en intégralité sur Libération.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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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 ENVIRONNEMENT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Avant 2050, faire de Paris un îlot défricheur

Avec ses toits en zinc et ses façades haussmanniennes, la capitale a montré son impréparation face aux derniers épisodes caniculaires. Architectes, ingénieurs et artistes ont pourtant anticipé des solutions pour rafraîchir la ville, à la condition d'accepter de voir le paysage transformé.

Par MARIE-EVE LACASSE

Deux versions du futur attendent Paris en 2050. «Si les bâtiments ne se rénovent pas suffisamment vite, et si la ville n'adapte pas au bon rythme ses infrastructures et ses espaces publics, la capitale pourrait perdre son attractivité et se vider de ses habitants», alerte l'architecte et ingénieur Raphaël Ménard, président d'Arep (Architecture recherche engagement post-carbone), une agence pluridisciplinaire d'Etat qui œuvre pour la transition écologique. Cette version postapocalyptique, plausible et désolante, n'est pourtant pas une fatalité, alors que la France traverse actuellement sa cinquième canicule de l'été : en plus des évolutions importantes qu'a déjà connues la capitale

ces dernières années (la restriction de la place de la voiture et la végétalisation notamment), «le pire pourrait être évité – à la condition, et non des moindres, d'accepter que l'esthétique historique de la carte postale parisienne se modifie pour qu'elle reste habitable».

Loin d'un Paris muséifié, Raphaël Ménard, auteur de Vers la légèreté. Petite histoire énergétique des sociétés humaines (éditions Wilproject, 2025), milite pour une ville postcombustion où les toits de la capitale, cette mer de zinc aujourd'hui largement passive, pourraient devenir à la fois des boucliers, qui nous protégeraient des surchauffes, et des lieux de production énergétique. Dans l'une des images de l'exposition «Energies légères» au Pa-

villon de l'Arsenal (2023-2024), il présentait, avec le perspectiviste Olivier Campagne, sa vision de la canopée du futur : une ventilation naturelle par la modification de la structure des toits, une intense végétation sur les zones plates et une colorimétrie éclaircie. Des panneaux solaires installés à large échelle viendraient à terme remplacer les chaudières individuelles à gaz.

Ces idées, à la fois esthétiques et légères, pourraient être accélérées avec la troisième stratégie nationale bas carbone (SNBC-3), soutenue par la ministre de la Transition écologique, Monique Barbut, et adoptée le 16 juillet. Le projet de loi «relance et décentralisation du logement», adopté le 8 juillet au Sénat et qui intègre le confort d'été dans les rénovations, témoigne aussi d'une attention politique sur ces questions.

Raphaël Ménard évoque des pistes complémentaires : renforcer les réseaux de froid (un vaste réseau de canalisations souterraines qui transporte en circuit fermé l'eau glacée de la Seine et rafraîchit de nombreux bâtiments comme le Louvre, les Halles, les Galeries Lafayette ou l'Assemblée nationale), habiter les espaces souterrains, ombrager davantage les rues exposées (comme à Séville, avec des «petites pergolas des marquises en toile pour protéger les rues et les trottoirs»), ainsi que l'installation de claustras (paroi ajourée) et de velums (tissu tendu en hauteur pour bloquer le soleil). Encore faut-il convaincre les architectes des Bâtiments de France de ces nécessaires transformations – mais aucun d'entre eux n'a répondu à nos sollicitations.

«CATALOGUE DE PRÉCONISATIONS»

Car modifier l'esthétique de Paris est l'un des freins qui empêche ces initiatives, surtout en ce qui concerne les façades. Benjamin Mou-

Dans l'expo «Energies légères», Raphaël

ton, architecte en chef des monuments historiques, tient un discours fidèle aux conservateurs du patrimoine : selon lui, il faut chercher la solution «dans l'architecture» et non par l'extérieur. Il suggère plutôt d'accélérer la ventilation des bâtiments «par les conduits intérieurs, comme les cheminées. Si vous remettez en service les ventilations intérieures, comme dans l'architecture traditionnelle marocaine par exemple, il y a un moteur de rafraîchissement qui peut être très efficace».

Du côté de la mairie de Paris, François Vauglin, adjoint au maire chargé de l'urbanisme et de l'architecture, a confiance dans le dialogue qu'il noue avec les architectes des Bâti-

L'architecte Philippe Rahm a imaginé un îlot de verdure dans la ville de Taichung à Taiwan, dont pourrait s'inspirer Paris. PHOTO P RAHM ARCHITEC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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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énard imagine des toits protégeant des surchauffes. PHOTO O. CAMPAGNE & R. MÉNARD

ments de France sur une évolution potentielle «sur deux points: la pose des volets, d'une part, et sur ce qu'on appelle le 'sarking', une technique d'isolation thermique par l'extérieur qui consiste à surélever la toiture pour y mettre de l'isolant. J'ai enclenché un dialogue avec Frédéric Masviel, chef de l'Unité départementale de l'architecture et du patrimoine de Paris, pour travailler sur un catalogue de préconisations». Ces débats se poursuivront à la rentrée et donneront lieu à un document publié à l'automne.

D'origine suisse mais travaillant à Paris, l'architecte Philippe Rahm est l'un des rares à avoir, depuis le début des années 90, interrogé sans relâche la météorologie au sein de ses créations architecturales, comme dans ce parc de 70 hectares qu'il a dessiné avec Catherine Mosbach et Ricky Liu & Associates pour la ville de Taichung, à Taiwan. Cet ancien aéroport, désormais surchargé de végétation et de brumisateurs, s'est recomposé en fonction de la trajectoire des vents rafraîchissants et a favorisé un élégant îlot de verdure dans une ville où la température moyenne oscille autour de 28 °C.

Dans Histoire naturelle de l'architecture (éditions Points, 2023), Philippe Rahm s'intéresse notamment aux éléments thermiques comme le feu, l'ombre et les fontaines qui se

A Taiwan, le parc est couvert de végétation et de brumisateurs. PHOTO P. RAHM ARCHI

raient selon lui à l'origine des villes, c'est-à-dire des lieux naturels de socialisation. Quid de Paris 2050? Les canicules sonneraient-elles la fin du vivre-ensemble, chacun dans son bocal climatisé? «Je reviens de Barcelone où l'on trouve une série de refuges climatiques: bibliothèques, musées gratuits et accueillants... Il faudrait revaloriser la valeur thermique de l'espace public, où se rafraîchir redevient un moment du vivre-ensemble. Paris aurait tout intérêt à créer à son tour des beaux cooïli, ou des froidelium, comme l'étaient à l'origine les basiliques puis les églises en Méditerranée, plus fraîches car protégées du soleil, avec du marbre froid au sol.» De nombreux touristes ont déjà trouvé refuge dans ces lieux de culte, mais, en fonction des matériaux, la température n'y est pas uniformément fraîche.

«COWORKING DANS LES CATACOMBES»

En plus des protections solaires sur tous les bâtiments et des rues qui devraient être protégées par des systèmes de «toldos» (d'auvents), Philippe Rahm imagine une récupération de l'eau de pluie l'hiver pour en faire des jets d'eau l'été afin de rafraîchir l'espace public. Il insiste également sur la stabilité thermique des sous-sols (à la condition que les épisodes de chaleur ne soient pas trop persistants), espaces encore trop peu exploités selon lui: «Dans les catacombes, il fait 13 °C toute l'année! Pourquoi ne pas imaginer des espaces de coworking ou de sport à cinq ou dix mètres de profondeur? Sans oublier le fait que l'on peut faire remonter l'air frais des sous-sols avec un système de puits canadiens.» Autant de solutions qui, selon lui, éviteront «d'installer la capitale à Lille» en 2050 – pas sûre que les Lillois apprécieront.

Du côté des artistes, l'écrivaine Ysé Sorel et l'architecte Nicolas Sisto, avec leur livre Une tour modes d'emploi (éditions Polygone, 2026), ont déjà longuement réfléchi à ce Paris du futur, bien au-delà de 2050. Tous deux penchent pour une sobriété extrême: ne surtout plus construire. Mais alors, que faire des tours en verre qui touchent la ville et ne sont habitables qu'avec la climatisation? Doit-on les raser, les reconstruire, les réhabiliter? Dans ce livre, le duo imagine l'évolution de la tour Traversière, conçue par Jean Dubuisson (Paris, XIIe arrondissement), de 1975 jusqu'à son évolution dans un futur éloigné, en 2303. Miroir de son époque, ce bâtiment se parerait au fil des ans d'un mur-rideau protecteur en fonction des saisons et deviendrait un «refuge résilient» pour se mettre à l'abri des turbulences

ces écologiques. «Nous sommes déjà en train de vivre le Paris de 2050, qui arrive plus tôt que prévu, commence Ysé Sorel. Et les épisodes de canicule accentuent les inégalités: entre ceux qui disposent d'un endroit climatisé ou non, ceux qui peuvent se retirer à la campagne, et les autres qui restent et subissent.» Dans son livre, l'écrivaine crée un monde entre utopie et dystopie. Le texte, accompagné d'esquisse, montre au fil des décennies cette tour parisienne devenir de plus en plus verte, respirable, et habitée de ses sous-sols à son toit, totalement végétalisé.

Pour l'architecte Nicolas Sisto, la tour du futur devra «rendre accessible ses étages pour les habitants de la ville. Les façades se dotèrent de protections solaires extérieures et des fenêtres qui s'ouvrent à tous les étages. En période de canicule, les bâtiments doivent se couvrir: nous devons réduire la quantité de surfaces vitrées et isoler la façade, que ce soit avec de la laine de roche ou de chanvre, et la parer de bois, de métal recyclé ou de terre cuite. Cette double peau, comme un vêtement, se retirerait l'hiver avec un système de grille ou de rideau.» Quant à la végétalisation, «Il faudra choisir des sujets persistants qui tiennent les 50 °C, pas des acacias ou des chênes européens», poursuit l'architecte.

Une idée partagée par Philippe Rahm: «Les oiseaux ont déjà migré de 200 km vers le nord. Les plantes migrent, les moustiques, les insectes migrent vers les pôles. Quasi tous les arbres souffrent au même titre que les humains! Au-delà de 35 °C, ils cessent d'évaporer pour conserver leur eau; ensuite, les feuilles sèchent et se cassent. Ils ne remplissent alors plus leur rôle de climatiseur que les humains souhaitent leur assigner en les plantant dans les villes.» En plus des bâtiments, c'est tout un écosystème, sudiste, qui pourrait prendre racine dans nos latitudes. «Il nous faut un nouveau Baron Haussmann écologique, conclut Nicolas Sisto. Paris est belle en raison de l'homogénéité de son langage. Il faut maintenant le repenser à l'aune du climat qui change.» Avec un peu de volonté politique, ce futur n'est pas forcément si sombre. ➤

Pour Alice Timsit, adjointe au maire de Paris en charge de la Transition écologique, «la capitale pourrait devenir inhabitable face à la chaleur si on ne la transforme pas en profondeur». Interview à lire sur notre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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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ÉES

LA MAISON, UNE IDÉE NEUVE ?

Longtemps délaissée comme objet de pensée, la maison occupe une place centrale dans nos existences. Chérie, hantée, perdue, fantasmée, elle est une membrane qui tantôt nous protège, tantôt nous enferme, elle est traversée par les enjeux de l'époque et souvent les matérialise. C'est pourquoi, cet été, Libération a invité des philosophes, écrivains, anthropologues... à examiner le sujet sous divers angles.

Ma maison rêvée

Il y a la maison où l'on vit... et celle qui vit en nous. Maison réelle, maison imaginée : la première nous permet de nous construire. La seconde, c'est nous qui l'inventons.

C'est un rêve que je fais souvent. Je suis chez moi. Je suis seule. La plupart du temps il fait beau. Le soleil entre par les fenêtres. La lumière fait comme un chemin au sol. C'est alors que je pousse une porte, ou un miroir, ou simplement un mur. Et je mets au jour un espace supplémentaire, qui était jusque-là resté caché. C'est un rêve de découverte et d'exaltation. J'éprouve un sentiment de joie, mais aussi de reconnaissance. La surprise ne dénature pas ma maison. Elle n'est pas autre : au contraire, elle est davantage elle-même. Davantage chez moi. Très souvent, l'espace que je découvre derrière la cloison est le reflet inversé de mon appartement. J'ai deux fois plus de place que je ne le croyais. Comment sait-on qu'on est chez soi ? A l'instar de bien des gens, j'ai beaucoup déménagé. J'ai eu des «maisons» successives – je mets «maisons» entre guillemets, car c'est la qualité de «home», de chez-soi, qui m'intéresse ici. Toutes ces maisons n'ont pas été également miennes. Ce n'est pas qu'une question de durée.

QUAND ON DESSINE UNE MAISON IDÉALE...

J'ai vécu longtemps à certains endroits, sans que cela ne me fasse rien. La maison est un espace dans lequel on vit. Mais c'est également un espace qui vit en nous. Moi, je sais que je suis chez moi quelque part lorsque je fais ce rêve – celui du dédoublement. Une maison officielle et une autre, secrète.

On croit que la maison est un contenant. Au sens propre. Regardez les dessins d'enfant. La maison serait la boîte qui nous contient. Nos corps, nos vies. Comme le crâne est la boîte qui contient nos pensées, nos espoirs, nos désirs. Un esprit sain dans un corps sain dans une maison saine, pourrait-on dire. Mais bien sûr ce n'est pas si simple.

Nos esprits et nos vies sont plus liquides que cela. Ils débordent de partout. Ils se déversent dans le monde et le monde se déverse en eux. C'est pareil pour la maison. La maison, notre royaume, notre bulle, n'est jamais parfaitement contenue en elle-même. Elle se dédouble toujours. A côté de la maison réelle, il y a la maison rêvée. Il me semble que, pour bien comprendre le chez-soi, la maison, il faut tenir compte de ces deux espaces.

Quand j'étais enfant, j'avais un cahier spécial, que je tenais avec mon père. Dans ce cahier, nous notions les éléments de notre maison de rêve. (Mon père était alors étudiant en architecture à Paris, il avait quitté son pays depuis quelques années seulement, se demandait sans doute s'il fallait rester ou partir, et cette question – plus vaste, plus informe que celle de la maison rêvée – devait le travailler). Nous ajoutions des choses au gré de nos envies. Tiens, il nous faudrait un télescope. Une vé-

véranda. Tiens, une piscine, un terrain de badminton. Un passage secret, derrière la bibliothèque – la maison idéale, en ce qui me concerne, empruntait assez à l'imaginaire spatial du Cluedo. Nous avions, au moins en partie, les envies de notre époque et de notre milieu.

Je me souviens que j'insistais sur la sécurité. La sécurisation. Il fallait des grilles, il fallait des caméras. Mon père ne s'intéressait pas du tout à cet aspect-là, l'experte en sécurité, c'était moi. Pourquoi ? Quelle inquiétude était la mienne ? Quand on dessine une maison idéale, on sent déjà le réel qui presse à la porte. Je voulais non pas une maison, mais une forteresse, une île. Un autre monde. Mon père, lui, réfléchissait à l'autonomie énergétique de notre demeure. Une autre façon d'exprimer le même idéal, au fond impossible : celui de l'autarcie.

Nous ajoutions et nous ajoutions. Ça n'avait ni queue ni tête. La maison idéale, si nous l'avions construite, se serait effondrée sous le poids de ses propres contradictions. Mais si nous tentions l'expérience inverse ? Si, au lieu d'ajouter, on allégeait ? Aurait-on une idée plus claire, alors, de ce qu'est la maison idéale ? Si on retranchait et retranchait encore, à quoi arriverait-on ? Quel serait l'élément minuscule par quoi chez-soi reste chez-soi ? En l'absence duquel on n'est radicalement plus «à la maison» ?

Il n'y a évidemment pas une seule réponse à cette question. Mais l'exercice de réduction est intéressant. «Comment être partout chez soi en voyage ?» ai-je lu un jour dans un magazine. On conseillait de prendre son propre parfum, bien sûr. Son propre thé. Sa taie d'oreiller. C'est la version complaisante d'une question bien plus cruelle qui scande l'histoire de l'humanité : comment, quand il faut tout quitter, garder un noyau de «home», une graine de chez-soi qui sera éventuellement (c'est l'espoir) plantable ailleurs ?

UN ESPACE-TEMPS ENRACINÉ...

Pour certains, c'est la Bible qui faisait maison. Si vous aviez la vôtre, alors, vous étiez chez vous. Pour Ulysse, c'est Ithaque, l'île. Mais Ithaque pourrait lui être enlevée. Alors son palais ? Mais son palais pourrait brûler. Non, pour Ulysse, en dernier recours, la maison, la vraie, c'est son lit. Son lit conjugal, qu'il a taillé de ses mains dans une souche d'olivier – c'est cela qui, dans l'Odyssée (du moins celle d'Homère), fait foyer. L'enracinement du rêve dans un lit et du lit dans un paysage.

Le lit. Plus j'y pense, plus ça me plaît. C'est simple. C'est convaincant. Moi-même, je ne suis jamais autant chez moi que dans mon lit. Il a cette valeur de «home» dans bien des époques, dans bien des cultures. Il continue à faire maison, à protéger, même en plein désastre.

Même quand tout est sens dessus dessous, que l'ordre familier est bouleversé. «Le 13 juin (1940), notre ville venait d'être bombardée. Nous avons passé plus d'une demi-heure couchée sous le lit». Claude Jouvancy, alors âgée de 7 ans (1).

Par JAKUTA ALIKAVAZOVIC

Ecriv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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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on se rappelle ces images d'exode, où les familles partaient sur les routes avec leur vache et leur literie. Aujourd'hui encore, dans les villes assiégées, on place les matelas contre les fenêtres pour se protéger des bris de verre, du souffle des explo-

sions, des drones qui entrent et sortent. Au-dessus de nos têtes ou même à la verticale, tragiquement dévié de son usage courant comme la paix dévie tragiquement vers la guerre, le lit continue à faire maison.

Oui, je rêve que ma maison est plus vaste, plus enchantée que je ne le croyais. Pourtant, dans la vraie vie, il est plus fréquent de faire l'expérience inverse. L'espace rapetisse. Ternit. Quiconque revient sur les lieux désertés de son enfance doit faire face à cette déception : ce n'était donc que cela ? Le royaume dont on se souvenait, son opulence, sa profusion de sensations – alors, ce n'était que cela ? Rentrer à la maison, c'est souvent une tragédie – c'est souvent alors que l'on comprend qu'on ne pourra en réalité jamais rentrer à la maison.

Car la maison n'est pas seulement un espace : c'est aussi un temps. Et cet espace-temps, c'est dans notre jeunesse qu'il s'incarne et s'enracine avant tout. Quel bienfait, cependant, quand on réussit à retrouver «sa» maison ! Les effets sur l'organisme sont saisissants. Remis sur les lieux de leur jeunesse, le corps comme l'esprit en récoltent les bénéfices. Au Danemark, un «musée» particulier, désormais imité ailleurs dans le monde, reconstitue les milieux de vie des années 1980 à l'usage de malades atteints d'Alzheimer. En manipulant les objets de ce qui fut leur quotidien, en retrouvant certaines textures, certaines odeurs, les souvenirs reviennent. Une forme de paix aussi. Dans la maison de sa jeunesse, on rajeunit.

LA LITTÉRATURE OU L'ART DE TRANSPOSER...

D'un côté, un espace réel. De l'autre, un espace fictif. Comme dans mon rêve. C'est la nature ambiguë de toute demeure. Et, cette fois, j'entends «demeure» au sens le plus large possible. Car nous sommes aussi chez nous dans certaines formes. Je veux dire : certaines formes de récit. Certaines manières de raconter des histoires, qui sont des maisons de rêve, à la fois réelles et imaginaires, à la fois individuelles et collectives. A tort ou à raison, nous nous y sentons en lieu sûr. J'ai dit qu'on ne pouvait jamais vraiment rentrer chez soi, mais ce n'est pas tout à fait vrai. Certains y parviennent. Bien sûr, il faut ruser un peu. Rentrer à la maison, peut-être que cela ne veut pas dire la retrouver, mais plutôt la reconstruire. Ce peut être un hôpital qui recrée un environnement évocateur. Mais ce peut être, aussi, une maison de mots. La littérature est un art capable de transposer la demeure qui n'est plus – celle qui est détruite, celle que l'on a perdue – dans un autre espace-temps. De la reconstruire telle qu'elle a été, pour nous, à l'époque où elle était la nôtre. Et, si elle est perdue pour nous dans la réalité, sur la page elle s'ouvre à tous. Un espace privé se dédouble, devient un espace public. Une expérience intime, subjective, contingente – voilà qu'elle est désormais partageable. Je dois avoir 6 ou 7 ans. Nous avons déjà emménagé dans l'appartement où je passerai toute ma jeunesse. Je suis assise au bord de mon lit. Un joli lit bateau, qui n'existe plus depuis plusieurs décennies, mais, si je me concentre, tout est là de nouveau. Les poignées en laiton des tiroirs du

Pour certains, c'est la Bible qui faisait maison. Si vous aviez la vôtre, alors, vous étiez chez vous. Pour Ulysse, c'est Ithaque, l'île. Mais Ithaque pourrait lui être enlevée. Alors son palais ? Mais son palais pourrait brûler...

bas ; le bois poli, sa façon presque charnelle de tiédir sous ma paume ; le reste de colle qui ne se voit pas à l'œil nu, mais que l'on sent du bout des doigts, là, où j'ai arraché une vignette colorée dont j'ai jugé qu'elle faisait bébé et qui me manque terriblement, même si je ne me l'avoue pas. Le cahier est ouvert sur mes genoux. Un Clairefontaine acheté au Prisumic, près de la mairie. Sa couverture, un camaiu de citron vert, de moutarde, me déplaît. J'aurais préféré un rose ou un violet, mais il n'y en avait plus, et à force j'apprendrai à l'aimer. J'attends. J'ai un couvre-lit bleu, dont la couleur se marie bien avec les reflets chauds du bois.

MOMENT DE RECUEILLEMENT, UNE FAÇON D'ÊTRE ENSEMBLE

Mon père arrive enfin, il s'assoit à côté de moi sur le petit lit. Nous regardons le cahier. Nous le feuilletons, à l'envers, en partant de la dernière page – la plus récente – pour remonter tout au début. J'ai un crayon à papier HB que j'ai taillé soigneusement. C'est une affaire sérieuse. La maison rêvée. Quelle sera-t-elle aujourd'hui ?

Un moment de recueillement. Une façon d'être ensemble. Au bout d'un certain temps, en pesant ses mots, l'un ou l'autre dira : «Et pourquoi on ne mettrait pas la piscine sur le toit ?»

Le lit n'existe plus depuis longtemps. La moquette bleue, le papier peint gris pâle ont été arrachés il y a plus de trente ans. Tout a disparu. Ce chez-moi-là – le premier – je l'ai perdu. Comme il arrive, un jour ou l'autre, à tout le monde. Le cahier, qui sait où il se trouve ? Dans une cave ou un grenier, ou bien déchiré, ou bien jeté. Et pourtant – ma maison rêvée se dresse encore. Elle n'est toujours pas finie. Je la construis avec les briques que j'ai sous la main, celles dont j'ai hérité, mais aussi celles que j'ai façonnées à ma convenance, pour mieux pouvoir les manipuler, les déplacer, les assembler. Elles sont mes matériaux de romancière. Et, parce qu'elle est faite d'espace et de temps, d'images et de mots, la maison que j'évoque est forcément plurielle. Elle n'a toujours pas de piscine, ni sur le toit ni ailleurs ; mais ce ne sont pas les passages secrets qui manquent. ➤

(1) Dernier ouvrage paru : Au grand jamais, Gallimard,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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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Yeux verts de Fanny Liatard et Jérémy Trouilh. PHOTO HAUT

ET COURT: LUNY FILMS

FESTIVAL DE LOCARNO

Des racines

et du zèle

La 79e édition de l'événement suisse explore les déracinements, les identités en crise et les vies bousculées par l'histoire, avec une sélection empruntant volontiers des sentiers inattendus.

Übergang, documentaire de Thomas Heise. PHOTO FILM HARBOUR ADACIP

I Rarely Wake Up

Par CLÉMENT COLLIAUX

Envoyé spécial à Locarno (Suisse)

Arrivant à Locarno, repeint des pieds à la tête aux couleurs léopard du festi- val, on peut se sentir doublement étranger. D'abord parce que la ville, située dans l'extrême sud de la Suisse, se trouve dans la zone italophone du pays, nous obligeant, pauvres festivaliers français, à employer l'an- glais comme de lointains touristes. Ensuite parce qu'entre les restaurants mondains et les boutiques de luxe (on se croirait dans un Can- nes miniature), rares semblent les paires d'yeux venues se poser sur les écrans de ci- néma plutôt que les miroitements du soleil sur le lac Majeur ou dans les verres de Cam- pari. Peu importe, voire tant mieux: les films, répartis à travers une pléthore de sélections, seront durant le séjour notre «chez nous», eaux internationales où seule commande la loi maritime du cinéma.

Il aura justement été souvent question, au fil de cette 79e édition, de trouver sa place en terre inconnue, d'individus en déroute (un film allemand s'intitulait d'ailleurs Ich ist ein Anderer, «Je est un autre») et de déracine- ments. En particulier, la Compétition inter- nationale regorge de ces tiraillements. I Ra- rely Wake Up Dreaming d'Isabelle Stever traite l'invasion russe en Ukraine depuis la perspective d'un homme transgenre, dont la masculinité nouvellement reconnue risque d'entraîner sa conscription et son départ au front – soit une observation de la guerre, as-

sez pudique et sensible, comme écartèlement des identités. Manhunt, premier film ambi- tieux mais un peu trop «choc» de Wayne Wa- peemukwa, suit le road trip canadien de deux jeunes à tendance incel, qui s'enfoncent dans une réalité de plus en plus brutale et abs- traite. Même dans la dramédie romantique convenue Brave New Love de Maria Bäck, Kate, quadragénaire scandinave déchirée en- tre sa famille et son amant, finit par mettre les voiles vers la Grèce pour se recentrer.

OUTRE-MONDE MYSTIQUE

Le film d'ouverture du festival, montré sur l'écran gigantesque de la Piazza Grande, la place de Locarno convertie en lieu de projec- tions plein air, annonçait la couleur (verte): Fanny Liatard et Jérémy Trouilh présentaient les Yeux verts, leur retour au cinéma six ans après l'admirable Gagarine, centré sur une fillette et son grand frère (Sayyid El Alami), immigrés installés dans les Landes et mena- cés d'expulsion. D'angoisse, l'aîné succombe à un «syndrome de résignation» – phénomène étonnant mais authentique qui touche de jeu- nes réfugiés – et tombe dans le coma. Le film dépeint cette léthargie comme un outre- monde mystique, sorte de black lodge lyn- chienne mentale où la cadette va s'aventurer à son tour pour sauver son frère. Si la rencon- tre de l'imaginaire et du social animait déjà Gagarine, les Yeux verts atteint les limites d'une approche troquant le politique pour le poétique. Le film produit d'impressionnantes visions oniriques, mais, forclos dans une di- mension psychanalytique et individuelle,

embrasse une évasion un poil démissionnaire qui solde des enjeux concrets et impérieux (ti- tres de séjour, etc.) par un conte introspectif quelque peu trop sous contrôle. Occupés à représenter une subjectivité mal- menée par une société en crise, plusieurs films projetés cette année à Locarno ont ainsi dû louvoyer entre le «film à sujet» scolaire et la métaphore qui botte en touche. Tentative de concilier intériorité et contexte politique, Tear Gas de Uta Beria (sélection Cinéastes du pré- sent) imagine le drame d'une famille déchirée par l'occupation russe en Géorgie. Tear Gas gravite autour d'une ample manifestation, fil- mée in situ en plongeant les acteurs dans d'authentiques émeutes anti-gouvernement prorusse. En plan large se joue donc un docu- mentaire, et en plan serré, une fiction. Entre les deux, Tear Gas peine malheureusement à s'extraire, au sens propre, d'une zone de flou: par souci d'anonymisation, les visages des manifestants autour des comédiens sont flou- tés, de sorte que les deux composantes du film demeurent hétérogènes. Paradoxalement, Uta Beria parvient moins à incarner cette réalité brillante quand il en est au plus près, que dans les scènes entièrement fictionnées, qui inven- tent d'habiles manières détournées: la brume planant sur une forêt annonce la fumée des gaz lacrymogènes, les rues d'une banlieue pa- villonnaire, filmées depuis les airs, figurent les barreaux d'une prison à ciel ouvert... Une so- lution à cette difficile cohabitation de l'intime et de l'histoire pourrait être la forme de la ré- trospection, qui relève dans une trajectoire in- dividuelle l'empreinte des événements qu'elle

a traversés. C'est le projet remarquablement mené par Übergang, documentaire présenté hors compétition. Imaginé par le cinéaste alle- mand Thomas Heise, grand documentariste ayant souffert de la censure sous le régime de la RDA, peu avant sa mort en 2024 et repris en main par Peter Badel et Chris Wright, le film tresse une biographie de Heise, enrichie d'ar- chives et d'extraits de ses films, avec un por- trait du quartier berlinois où il a fini ses jours. Le métro de Schönhauser Allee, lieu de transit, se transforme symboliquement en carrefour mémoriel, permettant de remonter, à partir de la vie d'un homme, jusqu'à plusieurs mo- ments clés de l'histoire allemande. Prendre le «train» de l'adolescence conduit jusqu'à l'Alle- magne de l'Est des années 70, où Heise, jugé contestataire, était étroitement surveillé, tan- dis que revisiter l'enfance du documentariste revient à évoquer son père, réchappé d'un camp de concentration.

APPROCHE OBLIQUE

Cette passionnante circulation se double d'une capacité à faire émerger, par des effets d'écho ou de contraste, le spectre du passé à l'intérieur d'images contemporaines. Par exemple, quand la voix off relate les manœuvres de la Stasi, les larges ombres d'un soleil couchant sur les pavés de Berlin parais- sent raviver cette obscure menace. Cette façon d'infuser l'indicible au sein de prises de vue strictement documentaires rappelle d'ailleurs opportunément le travail d'Ana Vaz, qui dé- vollait à Locarno son film Hanabi. Adaptation du Journal d'une cervelle radioactive de Yo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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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ing. PHOTO X FILME CREATIVE POOL GMBH

Hayasuke, le film explore les conséquences de l'incident nucléaire de Fukushima, jamais montré mais omniprésent. La nature particulière de la catastrophe, dont les retombées invisibles sont en plus dissimulées par le gouvernement japonais, pousse la réalisatrice brésilienne à une approche oblique et expérimentale. Hanabi capte une sorte de bourdonnement lancinant, qui recouvre toute l'île comme une inquiétude diffuse: chaque rue, chaque fleur, chaque rivière est désormais une potentielle source de radiations.

C'est donc souvent hors des sentiers battus que les films de cette édition se sont avérés les plus singuliers. Il faut reconnaître que, peut-être par souci helvétique de neutralité, il y en avait pour tous les goûts (dans un grand écart savoureux, la scène de la Piazza Grande aura été foulée d'un soir à l'autre par Olivia Wilde et Jean-Luc Bideau). Notons quelques autres ovnis qui ont retenu notre attention: Seize moments de ma vie d'Albert Serra, captation hypnotique d'un concert d'Ingrid Caven mis en scène par le cinéaste catalan de Pacifiction; Nowhere to Lay My Eyes, nouveau film signé Hong Sang-soo, aussi rachitique que charmant et fidèle au bucolique amer de ses derniers films; enfin Magic Atlas de Sun Xun, film d'animation en forme d'estampe infernale, entre fantasy et steampunk, dont la frénésie démiurgique rappelle le Mad God de Phil Tippett. Et enfin, le nouveau Denis Côté, Violence du corps de l'autre (lire ci-contre), dans un festival où il a été régulièrement primé (deux fois prix de la mise en scène pour Elle veut le chaos puis Curling).

CINÉMAV

«J'aime avoir un pied en dehors du monde»

Le cinéaste québécois Denis Côté présente «Violence du corps de l'autre», un film macabre teinté d'humour, nourri par la maladie. Libéré de la vraisemblance et du contrôle, il revendique désormais une forme de nonchalance.

Habitué du festival de Locarno, le cinéaste québécois Denis Côté présente durant cette 79e édition Violence du corps de l'autre, en Compétition internationale. On y suit la solitaire Mira, faucheuse des temps modernes qui livre des pilules mortelles à de futurs suicidés, et va bientôt chercher à s'émanciper de l'organisation qui l'emploie. Enigmatique et impétueux, macabre et mâtiné d'humour, le film de l'auteur remarqué de

Vic + Flo ont vu un ours ou Répertoire des villes disparues témoigne d'une liberté nouvelle conquise après une période difficile.

Quelle a été l'impulsion à l'origine de Violence du corps de l'autre?

Il y a d'abord une actrice: après plusieurs collaborations, je voulais offrir à Larissa Corriveau un rôle principal. Ensuite, j'ai écrit le film dans un contexte particulier, alors que je souffrais d'insuffisance rénale. Mon avenir était plus qu'incertain – heureusement, j'ai fini par retrouver la santé après une transplantation. Quand les reins ne filtrent plus le sang, le cerveau se remplit de toxines. J'avais comme un voile devant les yeux, et c'est ce qui a mené à la texture «basse résolution» du film, tourné dans un 16mm granuleux. Ce récit, c'était pour moi comme des fragments de mort et d'incertitude. L'héroïne est prise dans un espace quasi liminal, avec un boulot improbable. Elle a besoin d'une nouvelle vie, et doit pour ça faire des sacrifices – ce qui était exactement ma situation à l'époque de la mala-

die. Ça donne un film sombre, mais où je me suis efforcé de mettre de l'excentricité, de l'humour. Le film a l'air de dériver avec ses personnages. Le tournage a-t-il été un lieu d'expérimentation? Au Québec, comme aux États-Unis, on a une culture du scénario très cadenassé. Mais j'ai maintenant une assez bonne réputation pour pouvoir présenter aux institutions de financement des projets d'une cinquantaine de pages seulement, lacunaires. Sur le tournage, je donne aux acteurs une situation, quelques morceaux de dialogue, et ils inventent autour, en mode free jazz. Certaines scènes sont largement improvisées,

surtout dans le «centre mou» du film, où Mira reste quelques jours chez son patron, mi-mafieux migourou, joué par Philippe Rebbot. Entre fêtes et bouvries, le temps s'étire, on ne sait plus vraiment ce qu'on regarde. Ça

peut perdre des spectateurs, mais j'adore cette idée d'un scénario qui s'effiloche. Mes films sont polarisants, je dis toujours: pendant la projection, si une vingtaine de personnes quittent la salle, c'est bon signe!

Comment définiriez-vous l'univers dans lequel se déroule le film, proche du conte? Le réalisme social ne m'intéresse plus du tout, j'aime avoir un pied en dehors du monde. Je n'aurais pas dit ça auparavant, mais je me moque aujourd'hui de la vraisemblance. La chronologie est distordue, la narration flottante. C'est en déviant de la réalité que l'on peut atteindre la poésie. Quand on est jeune, on essaie de sur-contrôler nos films, on rêve de grandeur, de belles images... Depuis ma maladie, mon approche est plus nonchalante. Je n'intellectualise plus la forme, ça me libère. Est-ce qu'on sent parfois trop la présence de la caméra? Est-ce que certains plans sont trop composés? C'est possible, mais maintenant je me donne le droit de dire: je m'en f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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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THÉÂTRE DE 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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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ÉMA

Durant le festival de cinéma Quo Vadis, au Colisée, à Rome, le 15 juillet. PHOTO ANDREAS SOLARO AFP

En Italie, le Parlement se projette sur la création de son propre CNC

S'inspirant du modèle français, le gouvernement italien souhaite réformer le cinéma en créant une agence publique autonome. Une «bonne chose» pour les professionnels du secteur, qui déplorent un manque de «vision» concernant le financement de la structure.

Dans une Italie politiquement lacérée entre un gouvernement ultranationaliste et une opposition qui dénonce la volonté de Giorgia Meloni de porter atteinte au pluralisme, la réforme du cinéma

fait étonnement l'unanimité. Mi-juillet, la commission culture de la chambre des députés a ainsi approuvé, sans un seul vote négatif, un document faisant la synthèse de quatre propositions de lois dont la première a été portée par la secrétaire nationale du Parti démocrate, Elly Schlein. «Pour nous, la référence, c'est le système français organisé autour du Centre national du cinéma», souligne le député démocrate Matteo Orfini, membre de la commission. Qui insiste : «C'est un modèle. Ayant des normes différentes, on ne peut pas le reproduire exactement à l'identique mais la création d'une agence autonome est néanmoins ce qui ressemble le plus au CNC.» En substance, le texte prévoit la mise en place, à partir du 1er jan-

vier 2028, d'une agence pour le cinéma et l'audiovisuel qui prendra en charge une bonne partie des fonctions confiées aujourd'hui à la direction générale du 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à commencer par la gestion des fonds publics.

Polémiques. En parallèle, sera institué un Forum du cinéma et de l'audiovisuel composé de représentants du secteur, des auteurs aux producteurs en passant par les plateformes et qui aura pour objet de fournir des orientations et évaluer les politiques publiques. «Nous avons introduit des garanties indispensables pour l'indépendance de l'agence avec, entre autres, un président qui doit être approuvé par les deux tiers des membres de la commission culture

du Parlement», assure Matteo Orfini, qui estime que «l'intervention du cinéaste Pupi Avati a été fondamentale». En mai 2025, lors de la cérémonie des David di Donatello (les césars transalpins) le réalisateur octogénaire avait dénoncé la crise financière du secteur et lancé un appel à la politique : «La plus belle chose [...] serait que Schlein télé-

«C'est un pas en avant par rapport à la direction générale du ministère.»

Francesco Ranieri Martinotti réalisateur

phone à Meloni pour lui dire : «Ciao Giorgia, c'est Elly, on peut se voir une demi-heure avec Giorgetti [le ministre de l'Economie, ndlr] pour parler du cinéma italien ?»

Le projet de réforme, longtemps repoussé, s'est finalement mis en branle. D'autant qu'au-delà de la question du financement du cinéma italien, les polémiques autour de la sélection des films par l'actuelle commission ministérielle se sont récemment multipliées. Certains projets, comme le film The Echo Chamber sur la base d'un scénario posthume de Bernardo Bertolucci avec la participation de Susan Sarandon, ont été torpillés au profit de pellicules à la veine nationale-populaire comme un biopic sur le chanteur napolitain Gigi D'Alessio.

«On a assisté à des situations aberrantes qui ont poussé à revoir le système», considère la présidente de l'Association des producteurs audiovisuels, Chiara Sbarigia, qui estime que la réforme va dans le bon sens mais que de nombreux points doivent encore être clarifiés : «On ne sait pas encore comment sera financée l'agence. Et cela alors qu'on assiste en ce moment à une contraction des investissements. Il nous manque encore 50 millions d'euros au titre du tax crédit [remboursement fiscal automatique de l'Etat] pour boucler 2026», souligne-t-elle. Avant d'ajouter : «On aimerait bien un système similaire au CNC qui opère dans un cadre normatif visant à réguler les asymétries du marché.»

«Tutelle». Président de l'Association nationale des auteurs cinématographiques (Anac), le réalisateur Francesco Ranieri Martinotti juge lui aussi que la proposition de loi présente de «bonnes choses» mais, déplorant un manque de «vision», il reste méfiant : «Si on parvient à avoir un organisme autonome, c'est un pas en avant par rapport à la direction générale du ministère mais il faudra voir à l'épreuve si l'agence sera vraiment indépendante du pouvoir. Par le mécanisme de nomination des membres du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le gouvernement peut continuer à mettre le système sous tutelle.»

Le réalisateur, également directeur de France Odeon (festival du cinéma français de Florence), rappelle qu'en 2015, l'Anac avait travaillé à une proposition de loi prévoyant clairement un «CNC à l'italienne». L'initiative avait finalement été écartée par le gouvernement de centre-gauche de l'époque. «Le système anglo-saxon du tax crédit avait au final été préféré à celui du financement sélectif des films, sur le modèle français», souligne-t-il pointant «qu'aujourd'hui, dans le projet de loi, ils ont choisi le terme «agence», plutôt que «centre» à l'instar du CNC». La discussion parlementaire reprendra en septembre.

ERIC JOZSEF Correspondant à 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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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DREDI 14

Matinée calme et rapidement chaude. Brumée de mer sur la Bretagne.

L'APRÈS-MIDI Chaleur caniculaire sauf en bord de Manche avec un peu de vent. Il fait encore jusqu'à 40°C de Paris au sud-ouest. Soirée très chaude et lourde à l'ouest où quelques crages peuvent éclater.

SAMEDI 15

Fiaillité limitée concernant ce 15 août, avec un temps possiblement très chaud et plus instable avec quelques ondées orageuses.

L'APRÈS-MIDI Lente atténuation de la chaleur sur un petit quart nord-ouest avec le vent de la Manche. En soirée, temps lourd et possiblement orageux au sud de la Lo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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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en	21	27	Bordeaux	24	36	Berlin	18	32
Brest	19	25	Toulouse	25	38	Bruxelles	23	35
Nantes	23	33	Montpellier	25	34	Jérusalem	21	30
Paris	26	38	Marseille	26	34	Londres	23	32
Strasbourg	20	36	Nice	27	33	Madrid	26	38
Dijon	24	37	Ajaccio	25	32	New York	21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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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 TOUJOURS

Par ANTOINE HINGE

N° 201 : Le fil arc-en-ciel de l'été (5/7)

■ HORIZONTALEMENT 1. Augure du fond de la tasse 5. Arbres qui parlent, chez Tolkien 9. Passé à la machine 13. Ancien roi d'Athènes 14. Sortit des presses 16. Tout ou rien 17. Un sésame vers la culture 20. Doubilit à trois reprises 21. Plateformes des nuits 22. Convenir aux moeurs 23. Parties de plaisir 25. Qui croire ? A vous de dénuiles... 31. Mais qu'est-ce qu'il fout ? 16-Horizontal 33. Ne dit 16-Ho-

tizontal 34. Confiance devenue culte 35. Rang après les lyrus 36. Rappeuse de Paper Planes 39. Orga d'un combat à la MMAison Blanche 40. Bricoïa un joint 42. Soda à la pulpe 45. Pour en réussir un bon : prendre les grains de la veille 48. Ridéos 49. Sé- parai un volume en deux 53. Ceinture et bretelles 55. Paliers croissants 58. Recueil de citations historiquement Mao-usse 60. Pas net 61. Lance de chasse 62. Ile proche de Vannes 63. Y + + ? 64. Calard sans queue ni tête 65. Vous avez l'astuce ?

■ VERTICALEMENT 1. Et là, c'est les drames 2. Irrité à la tête 3. Endroit 4. Entendu en pointant du doigt 5. Ecole à Lausanne, en bref 6. 16-Horizontal 7. Y de support 8. «A l'attaque!» 9. Machine à jus 10. M. et Mème Seintuélet-Mémésin ont un fils ? 11. Dépense en énergie 12. A moitié aliens 15. Son drapeau ressemble à celui de la Roumanie 18. Tombe amoureuse (r) 19. Peuple du Rwanda 24. Du Myanmar 26. Il bon vent (chant folklorique) 27. Écrit pour une énième fois 28. Dieu souvent associé à Ré 29. Union derrière la Ligue des champions 30. Groupe de Making Plans for Nigel 31. Monnaie de sa pièce 32. César

aux palaces 34. U de protection 37. Good Way (Faye Webster) 38. Action qui croise justement une célèbre boisson 41. Tique ou août 43. Couleur rostré 44. Cabine de changement 46. Fait de l'effet 47. 16-Horizontal, quand il y en a plusieurs 50. Réduit en poudre 51. Bonif- écossais 52. Eau de Savoie 53. Elle noircit au soleil 54. Entendu avant le drame 56. Fit apparaître de 16-Horizontal 57. Suffixe avec bon ou mal 58. Spécia- liste du cerveau 59. L'année qu'on voit danser au fond des bocks de bière.

Solutions du week-end dern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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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ERS MON ENDROIT (3/8)

Douée de sauvetage

Le poste de secours de Blandine Rinkel

Exploration par l'écrivaine et baigneuse assidue de la guérite d'où veillent les maîtres-nageurs sur les eaux vendéennes.

La nuit, près du poste de secours de la plage de Notre-Dame-de-Monts, sur le littoral vendéen, on voit parfois passer des lumières bleues ou rouges, au ras du sable. Elles semblent avancer de leur propre chef, comme des lucioles géantes qui s'agitent près des vagues. Ce sont, en fait, des chiens. Ils portent des colliers à led, que leurs maîtres ont noués avant de partir en promenade, moins pour les transformer en sapins que dans l'espoir de prévenir une fugue. La nuit, dans ce pays du vent, personne ne viendrait les sauver. Heureusement, les chiens n'ont aucune idée du danger. Ils sont pleins de candeur, de bêtise et de joie. Je les aime pour ça.

Il faut laisser les yeux s'habituer à l'obscurité, et bientôt on distingue leurs silhouettes qui se détachent à l'horizon. Ils sautent en l'air, s'ébrouent et, d'un bâton, s'affolent. Bientôt, ils remontent vers le village, empruntant une coulée de béton qui coupe la plage en deux et jouxte la construction qui, ici, nous intéresse.

Le poste, donc, qui est là et qui voit tout. C'est un bâtiment peu ordinaire : on croirait un vaisseau spatial, tourné vers l'Océan, un édifice robuste et bizarre, pas prêt à se laisser détruire de

LE PORTRAIT

sitôt. Il trône, là, depuis le début du XXe siècle. Quand fut-il construit exactement? Je l'ignore, mais j'ai retrouvé des traces de sa présence sur de vieilles photographies déposées en ligne, sur un groupe virtuel émouvant, Hier à Notre-Dame-de-Monts. Une collection de cartes postales pour alimenter la mémoire de ce village balnéaire d'environ 2000 habitants aujourd'hui, bordé d'une forêt de pins, plantés au XIXe siècle pour fixer la dune mouvante et éviter que ne s'abatte sur la commune un

ouragan, comme c'était arrivé en 1741. La légende dit que, cette année-là, le sable avait envahi tout le village, jusqu'à ensevelir son église.

Sur des images d'époques différentes, le poste de secours apparaît sous plusieurs visages : je découvre qu'avant d'être cet aliri solide, il fut pareil à une cabane de pêcheurs, bricolée, puis fortifiée avec le temps, mais gardant toujours, sur ses façades pâles, son nom peint en lettres rouges. Une typographie ronde et sobre qui indique calmement, sans majuscules, «Poste de secours».

L'allure est simple, c'est son charme. Des lettres immuables, comme un été à la plage ; toujours le même sable chaud, les mêmes algues roses (on appelle ça des varechs), les méduses

échouées et les chichis à vendre. Sur les serviettes humides, de la crème solaire et des livres policiers aux pages gondolées par la mer. Ce poste de secours aurait pu être dessiné par un enfant.

Mon amour pour lui tient d'ailleurs, aussi, de l'enfance. J'ai passé là, à l'ouest, une bonne quinzaine d'étés, et j'ai le souvenir, dès 8 ou 12 ans, que cette masse blanche me magnétisait. Elle suscitait un impérissable rêve d'ailleurs. Ce poste, à mes yeux, c'était le cœur de la ville, comme pour d'autres l'église ou ailleurs la mosquée. Le poste incarnait la religion silencieuse et solitaire à laquelle j'ai souscrit très tôt dans ma vie, et à laquelle je suis encore fidèle aujourd'hui. Je croyais – je crois – à l'Océan de tout mon cœur, ce grand tout, en communication avec la Lune et les autres continents.

Combien de fois suis-je venue ici, près des petits escaliers de pierre, juste pour saluer le poste ? Ce qu'il me promettait, c'étaient des aventures. L'hiver, je pouvais grimper dessus, marcher sur son toit plat et, face à l'horizon vide, rêvasser, ou m'imaginer dirigeant un royaume aquatique. L'été, j'allais observer les drames qui s'y trament, les disparitions d'enfants qu'on vient y signaler, les blessures et les malaises, les départs des sauveteurs en mer. Le poste était le lieu de toutes les alertes.

Je venais y fantasmer, aussi, l'après-midi, sur les corps d'hommes et de femmes moulés dans des vêtements orange, des tee-shirts de bain qui épousaient les formes des pectoraux et des seins. Ces sur-femmes, ces sur-hommes, ils occupaient les plus hauts lieux de ma légende intérieure – on les appelait les

Refuge d'écriture ou de randonnée, masure de famille, salle de cinéma ou plage estimée, Libé a demandé à des auteurs et autrices de dresser le portrait d'un lieu adoré.

MNS (maîtres-nageurs sauveteurs), bien sûr aussitôt rebaptisés en M and M's dans les conversations courantes. On essayait de les changer en blagues, mais ils restaient à nos yeux des demi-dieux. On aimait voir passer leurs corps. Le désir qu'ils nous inspiraient tenait à ce que ces gens savaient sauver. Ils secouaient des inconnus, les sauvaient de périls relatifs qu'on prenait du plaisir à exagérer : la coupure d'un coquillage devenait blessure de guerre, une luxation de la rotule ou une arcade ouverte faisaient changer les visages, prendre un air grave. Près du poste de secours, l'idée de la catastrophe – le fantôme de la mort – rôdait. Elle rendait l'heure plus grave. Plus grave, oui, et plus sensuelle à la fois. Ces corps orange, c'était Alerte à Malibu sur mon sable de Vendée et, pour cette raison et tant d'autres, le poste aimantait près de lui une nuée de jeunes personnes comme moi, abeilles attirées par les fleurs les plus jaunes.

Mais j'ai trop parlé de son allure le jour. Or, c'est la nuit qu'il est le plus beau. Quand il est fier, mais pour personne. Digne dans l'indifférence. C'est quand on y retourne seul qu'il émeut. Je reviens justement le voir ce soir : je veux prendre en photo son lettrage couleur sang, en nommer la police précise. Le vent s'est levé, les embruns sont très odorants, j'entends tout près des insectes et, au loin, la rumeur des hommes. Personne ne traîne plus près de la plage, l'heure est passée. Les gens se sont rassemblés près des écrans – c'est la Coupe du monde.

J'avance alors vers la face de ce vaisseau immuable et je découvre, stupeur, que mes lettres rouges adorées ont été recouvertes de peinture blanche. Depuis combien de temps ? Comment ne l'avais-je pas remarqué avant ? Il n'y a plus, sur les façades de mon enfance, que deux lignes jaunes et rouges et une petite plaque bleue René Fradin, président de la station locale SNSM de septembre 1985 à novembre 2007. Au-dessus de tout ça, le grand toit plat du bâtiment, où semblent encore pouvoir se poser mes rêves d'ailleurs, et de voyages dans le temps. Mais jusqu'à quand ?

Tiendras-tu jusqu'au prochain siècle ? Seras-tu là demain, la semaine suivante, et dans cent ans ? Dis-le moi dans le noir, tiens-moi encore compagnie. A tes côtés, désormais, ni humains ni lumières, plus de chiens. Il est bientôt minuit, les lampadaires du village vont s'éteindre d'un coup, sec, ne restera plus que les clapotis de la mer, et, dans l'air, des rafales violentes. Sur le toit, ton mât claque bruyamment dans la nuit. Sans drapeau, il pointe vers le ciel.

Par BLANDINE RINKEL

Collage avec LOUISE CANGUILHEM, HANS LUCAS et ROBERTO FRANKEN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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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US NOUS SOMMES

TANT DÉTESTÉES...

Tout l'été. 30 histoires de rivalités

Libé

vendredi 14 août

samedi 15 août

dimanche 16 août

Et aussi

Une expo photo Le drapeau du jour Nos séries de l'été La BD...

BLANCHE-NEIGE

VS LA REINE-SORCIÈRE

INTERPOTO: AUR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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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ÉTÉ / NOUS NOUS SOMMES TANT DÉTESTÉS...

Miroir, mon sanglant miroir, dis-moi qui est la plus belle ?

Fiction «Libération» a retrouvé les dernières pages du journal intime de Grimhilde, la belle-mère de Blanche-Neige.

Par GUILLAUME TION

Le 3 août : elle ou moi...

Cette nuit je me suis réveillée en sursaut. J'ai rêvé que Blanche-Neige était élue Miss Stauffenburg à ma place. Elle paradait sous les vivats et les gens se moquaient de moi. J'étais obligée de la célébrer, en ravalant ma colère et mon humiliation. Un cauchemar. Cette petite grue, j'en ai ras la frange, elle m'énerve avec ses cheveux gadoue, son teint blafard et ses lèvres sanglantes. Alors que c'est moi qui lui ai tout donné! Sans moi, elle ne serait rien. Son premier miroir, c'est moi qui lui ai offert. J'ai ruminé jusqu'à l'aube dans les allées sombres du château. J'en deviens folle. Pourquoi m'insupporte-t-elle autant, moi qui suis la gentillesse même? C'est alors que j'ai compris : parce qu'elle me hait. Je me sens en danger. Elle me nargue depuis mon arrivée. Devant tout le monde elle joue à la sainte-nitouche, l'innocente candide au visage incomparable. Mais je vois bien, au fond de ses yeux d'enfant de 7 ans, qu'elle cherche ma mort. Elle veut garder son père pour elle, ce vieux fainéant toujours absent, et m'éjecter du trône pour vivre avec lui dans le souvenir de sa mère. Alors que, moi, je ne cherche qu'à être ce que je suis depuis ma naissance : la plus belle. Cela paraît peut-être futile, mais pour moi c'est crucial, ma beauté est une valeur positive, solaire. Ma présence crée de la joie dans la vie des autres, je suis d'utilité publique. Je la laisse bien faire sa couture tranquille, alors qu'elle me laisse rayonner. Le cauchemar de cette nuit m'a fait voir clair dans son jeu : Blanche-Neige veut prendre ma place. Mais je ne vais pas me laisser faire. J'ai beau être la plus sympa des belles-mères, je sais aussi être impitoyable. Ce sera elle ou moi. Je parie sur moi.

Le 4 août : foie et poumons

Ça y est, c'est réglé ! Si on veut des résultats, il faut frapper fort. J'ai demandé ce matin à Harald, un chasseur bas du front, d'assassiner Blanche-Neige dans la forêt. Radical. Il me devait un service, il ne pouvait qu'accepter. Il m'a ensuite rapporté son foie et ses poumons. Le nom de Blanche-Neige n'est certes pas écrit dessus, mais j'ai confiance en Harald. J'ai tout mangé en fri-

trure, pour participer aussi, à mon niveau, à sa disparition. Franchement, c'était infect, je me suis forcée. Il y aurait de quoi dire sur la beauté intérieure. En sortie de table j'étais nauséuse, ce qui est très mauvais pour le teint. Blanche-Neige m'aura vraiment fait souffrir. Mais soyons bienveillante : paix à son âme, même si c'était mérité. Plus tard dans l'après-midi, j'ai reçu la visite des frères Grimm. Ils ont emménagé pas loin, dans un troisi-pieces à Göttingen, c'est pas la cathédrale de Brême, mais c'est bien joli tout de même. Je les connais depuis un bail. Ils deviennent gâteaux avec l'âge, mais ils m'amusent toujours avec leurs histoires à la mords-moi-le-nœud auxquelles personne ne croit. Aujourd'hui, ils m'ont détruit le moral. J'étais heureuse, fait rare, fière de ma victoire contre Blanche-Neige morte et digérée, j'ai laisi mordre dans un biscuit et, alors qu'un esclave leur servait le café, les Grimm m'expliquent qu'en traversant la forêt ils l'ont vue ! Blanche-Neige ! En chair et en os, complètement en vie. Mais ce n'est pas tout, je les cite : « La chère enfant était entourée d'une bande de nains fabuleux qui dansaient et chantaient autour d'elle, des plus petits, des plus grands, des jeunes, des vieux... Une fêerie de toute beauté. » Qu'est-ce que c'est encore que cette histoire ? J'ai l'impression que Harald a déconné. Lentement, j'ai reposé mon biscuit tout en conservant un sourire figé. J'irai vérifier demain dans la forêt. Faut tout faire soi-même i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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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Le 5 août : elle chantonne, insouciante

Après m'être perdue plusieurs fois dans les bois sous un soleil préjudiciable à ma beauté, j'ai enfin compris ce que ces deux nullos de Grimm avaient vu : les gamins de la colonie de vacances que le roi accueille en été. Pas plus de nains ici que sur la Lune. Quels branquignols, ceux-là. Mais quand même, au milieu des bambins, j'ai vu passer l'être tant haï : la garce est bien en vie ! Et quelle vie... Elle sert de larbin aux mômes, passe son temps à faire la vaisselle, le ménage, la lessive, la cuisine, pendant qu'ils persistent à tout salir, voire lui tirent les cheveux et l'insultent pour le plaisir. Honnête, ça fait mal au cœur. Faut pas avoir une haute estime de soi pour accepter des trucs pareils. On devrait un jour libérer les femmes de ce genre de tâches.

Mais je reste plus déterminée que jamais à appliquer mon plan : plutôt que d'éradiquer la bande de gamins, autant n'assassiner que leur victime, c'est beaucoup plus humain. Une fois les vauriens partis s'amuser dans les bois, je passe ma capuche en laine et, incognito, m'approche de ma belle-fille, l'esprit débordant d'intentions mauvaises.

Elle est à genoux, gratte de ses ongles les jointures entre les pierres de la terrasse pour y chasser des traces de terre. Elle chantonne, insouciante, dans son costume ridicule aux épaules bouffantes. J'aimerais imaginer qu'elle est devenue vieille et laide, mais hélas elle reste toujours aussi éclatante. Soudain, le nœud de son tablier se dé-

Elle croque dans ma pomme de terre empoisonnée et s'effondre. Quelques minutes plus tard, les enfants sortent son corps et le jettent dans le sous-bois.

fait. Je saute sur l'occasion, passe derrière elle, lance en travestissant ma voix : « Laissez-moi vous aider, ma brave damoiselle », et tire de toutes mes forces sur le lacet du tablier. Elle étouffe comme compressée dans un corset de métal, sans d'ailleurs avoir pu dire merci, la petite insolente. Je ne relâche pas la pression, serre les dents. Elle tombe inerte. Victoire ! Je reparains sans avoir le temps de manger son foie ou ses poumons : les abominables gamins reviennent déjà dans la maison en se bagarrant à moitié.

Le 7 août : tout est à refaire

Ce matin, Harald est tombé au fond d'une oubliette. On l'oubliera. Dans mes appartements, j'ai voulu me rassurer avec mon miroir magique. J'avais payé ce truc une fortune, mais je n'aime pas me regarder dans une glace, ça m'occasionne trop

d'efforts. Je lui demande néanmoins qui est la plus belle, pour être sûre de mon fait, car cela ne peut être que moi mais j'ai besoin de l'entendre. A ma furieuse stupeur, le miroir m'apprend qu'une autre me surclasse en beauté. Qui, d'après vous ? Blanche-Neige, bien sûr, toujours en vie, la peste. J'ai été négligente avec le lacet. Désormais je visera la tête. Mais pas avec une arme genre épée ou lance, qui fatiguerait mes bras et déformerait mes vêtements. La jeune incroyable est narcissique. J'opte donc pour un peigne aux dents empoisonnées, efficace et léger. Je prends mon courage à deux mains et retourne dans la forêt déguisée en femme du peuple, autant dire que ça m'a pris du temps. Je toque à la porte de la colonie. L'ennemie ouvre sans me reconnaître. Je la baratine sur l'éclat de ses somptueux cheveux noirs, la partie la plus compliquée de l'opération, puis lui explique qu'elle serait encore plus à son avantage si elle utilisait ce peigne. Bien évidemment, elle accepte. Ni une ni deux, bim ! Je lui écrase les dents empoisonnées sur le coin du crâne. Elle tombe à la renverse. Jackpot, salut les gueux, je me tire. Sauf qu'à ce moment-là, les mioches, eux, reviennent de leur accrobranche. Ils découvrent le corps de Blanche-Neige et ôtent le peigne de ses cheveux bruns en réalité filasses, repoussants. La petite revient à la vie. Misère. Ils l'envoient direct nettoyer le sol. Tout est à refaire. Y a vraiment pas de justice.

Le 10 août : le nez dans mes grimoires

Après avoir longuement réfléchi, je vais conserver l'option poison. Mais pas avec un gadget comme le peigne. Je passe aux grands moyens. Il faut un produit fort, dont une poutte pourrait décimer un amphithéâtre, et qui doive être directement ingéré, dans un gâteau, des frites, n'importe quoi mais qu'on ne perde plus de temps. Je passe donc le week-end le nez dans mes grimoires à concocter le toxique implacable. Je le teste sur Harald, dans son oubliette. Ça fonctionne parfaitement. Au tour de Blanche-Neige désormais. Dans la forêt, cette fois grimée en marchande des quatre saisons, je la trouve épuisée et affamée. Elle ne cesse de courir pour nettoyer la bicoque entourée des enfants en furie qui ne lui donnent pour nourriture que les restes des chiens. Elle conserve sa dignité, mais on sent qu'elle

en a pris un coup sur la carafe. J'ai presque de la peine. Dire qu'on aurait pu s'entendre, elle et moi, si elle n'avait pas été aussi envieuse. Nous aurions été les deux plus belles, moi d'abord, elle ensuite. J'aurais accepté cela. J'entends les enfants jouer dans le salon, je viens cogner discrètement à la fenêtre de la cuisine où elle est enfermée. Quand je lui propose ma pomme de terre empoisonnée (« Vous pourrez la faire bouillir ou frire selon votre convenance », l'amadouais-je), elle s'en empare et croque dedans à pleines dents. D'un coup, sans l'éplucher ni rien. Comme un animal. Elle trépasse sur-le-champ, s'effondre dans un soupir. Elle dit : « Oh... je meurs. » Miracle ! Cette fois, plus de mauvaise surprise. J'attends. Revient-elle à la vie ? Non. La pomme de terre semble plus énergique. Je quitte la maison et observe de loin. Quelques minutes plus tard, la porte d'entrée s'ouvre, les enfants sortent le corps de Blanche-Neige et le jettent dans le sous-bois. Ce coup-ci, c'est plié.

Le 14 août : la meuf est dead de chez dead

Mon Dieu comme il est doux de vivre à plein son statut de plus belle femme du royaume ! Finie la concurrence, place au spectacle de ma perfection. L'esprit reposé, je me

promène parmi les bouseux qui m'admirent et que, empathique, je maintiens en vie pour qu'ils puissent me célébrer le plus longtemps possible depuis leurs champs crasseux. Je les aime. Quelle vie merveilleuse. Ce matin, j'ai reçu une invitation pour le mariage du prince du royaume d'à côté. J'hésite à m'y rendre, pour ne pas faire d'ombre à la future mariée. Et puis non, j'irai quand même, j'ai le droit de m'amuser un peu et de faire profiter à tout le monde de ma beauté. Même si c'est usant, c'en est un devoir. Cet après-midi, je reçois à nouveau les Grimm. Ils me racontent encore une histoire ridicule : Blanche-Neige – don ou manie ? – est revenue à la vie après avoir recraché un morceau de pomme de terre et, découverte dans la forêt par un prince tombé fou amoureux, comme par hasard, a été demandée en mariage illico et serait la future princesse du royaume d'à côté et bla bla bla... n'importe quoi. Ils ont fumé, très certainement. Je les laisse dire. Je sais que la meuf est dead de chez dead. Et c'est l'esprit tranquille que je paraderai au mariage de cette inconnue forcément moins belle que moi. ➤

DEMAIN ENTRE BOUYGUES ET BOLLORÉ, UN CONFLIT EN BÉTON ARM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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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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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TÉ / ENQUÊTE

Succession

Le savoir haïr

des baronnes de Rothschild

Bisbilles en héritages (5-6) Depuis la mort de Benjamin en 2021, sa mère, Nadine, célèbre pour ses traités de bonnes manières, et sa femme, Ariane, qui a repris la haute main sur l'empire familial, se déchirent en public. Deux caractères opposés avec, en jeu, une part de l'inestimable patrimoine du clan.

Par SOPHIE DES DÉSERTS

L'actrice Nadine Tallier, future baronne de Rothschild, en 1957, à Paris. PHOTO DOMINIQUE BERRETTY. GAMMA RAPHO

Ces deux-là n'ont jamais pu se souffrir. Rien n'y a fait, même leur nom d'épouse, Rothschild, censé incarner depuis trois siècles l'opulence discrète, et la distinction. Dans les salons de Genève, on se délecte de cette «guerre des baronnes», d'abord sourde, froide, devenue totale. Bataille d'avocats, de communicants, les coups s'aiguisent et les procédures s'empilent autour d'une collection inestimable: antiquités, bijoux, toiles signées Goya, Rembrandt, Vélasquez, Vigée Le Brun... «Un trésor digne du Louvre», confie un initié qui l'a approché sur les murs et dans les sous-sols sécurisés du château familial de Pregny, conçu dès 1858 comme un musée, sur les collines du lac Léman. A l'origine des hostilités judiciaires, Nadine de Rothschild, 95 ans, l'expin-up devenue reine autoproclamée du savoir-vivre, épouse du défunt milliardaire Edmond et

mère de Benjamin, fragile colosse brutalement décédé en 2021. Elle s'estime injustement traitée, interdite d'accès à Pregny, privée d'une partie de sa collection qu'elle veut rassembler dans un musée.

Le conseil d'Epstein: «castrer Nadine»

En face, sa bru, Ariane de Rothschild, 60 ans, autre roturière, mais pas vraiment du genre à vanter, à la télé, les vertus d'un bon adultère ou d'une argenterie nickel. C'est une warrior, formée dans les salles de marché, une solide, mère de quatre filles, propulsée par son mari, en 2015, aux commandes de l'empire familial, qui s'étend de la banque au luxe – hôtels, vignobles, écurie de course au large (Gitana Team), parfums Caron... –, plus de 200 milliards d'euros d'actifs sous gestion, 5000 employés. «Madame», l'appellent-ils ou «la Baronne», première femme au pouvoir

dans cette illustre dynastie née au cœur du ghetto juif de Francfort. Elle s'est imposée au forceps, osant même attaquer, pour l'utilisation du nom, les cousins parisiens de Rothschild & Co, la banque d'affaires, devenue concurrente, où a éclos Emmanuel Macron. Elle a sidéré le monde entier, en apparaissant, en janvier, dans les «Epstein files», des centaines de mails révélant l'amitié tissée dès 2013 avec le prédateur sexuel, alors «seulement» condamné pour sollicitation de prostituées mineures. «C'était du business, j'ignorais tout de ces horreurs, a juré Ariane de Rothschild à ses équipes. Jeffrey était germa-phobe, il saluait avec ses coudes, et avait toujours sur lui du gel hydroalcoolique...»

Elle fut ciblée, en 2013, par Epstein, qui proposa d'aider la banque, alors menacée de lourdes sanctions pour blanchiment par la justice américaine. Son conseil de recr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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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comme avocate l'ex-conseillère juridique d'Obama permit de minimiser l'amende. L'héritière signa ainsi, début 2015, un contrat de 25 millions de dollars (environ 21,7 millions d'euros) – 15 millions tirés de son compte personnel, la banque ne validant que 10 %, à Epstein, qui reversa 1 % au diplomate norvégien Terje Rod-Larsen. Le Parquet national financier a ouvert une enquête et perquisitionné, en mars 2026, les bureaux parisiens de la banque. Dans les «files», Ariane de Rothschild apparaît de plus en plus proche d'Epstein, confiante, ravie de bénéficier de son fabuleux carnet d'adresses, de ses informations, écoutant ses mille idées, notamment pour enfoncer les cousins, ou revendre un jour son groupe, «sans jamais mettre en œuvre ses conseils», notent ses communicants. Le prédateur tissait sa toile, tour à tour froid, tendre, s'inquiétant du «stress» de la milliardaire,

de son état-major jugé faible, de celui qu'il nomme «B» comme Benjamin, qu'elle lui décrit un jour dans un mail comme «hors de contrôle». Epstein suggère en retour de mettre le mari «sous tutelle», et de «castrer Nadine» («castrate» en VO). Sidérante, la guerre est encore montée d'un cran. «On découvre un autre visage d'Ariane la parfaite, non s'affleant les proches de Nadine de Rothschild. Quand vous considérez la vie d'Epstein, le soufre du personnage, il n'est pas interdit de se poser des questions sur la mort de Benjamin... Après tout, l'autopsie n'a jamais été rendue publique...» L'héritier est décédé d'une crise cardiaque en janvier 2021, bien après Epstein. Mais désormais, tous les coups semblent permis, et les prurits complotistes nourrissent les flambées d'antisémitisme qui, depuis toujours, visent les Rothschild. «Rien ne m'est épargné», soufflait récemment sa veuve, dans

l'intimité, à Pregny. Et voilà qu'un jeune majordome, licencié, l'accuse d'avoir transféré en catimini des œuvres d'art de son hôtel particulier parisien à Genève, d'autres encore vers sa propriété du Mozambique, sans déclaration à la douane, comme l'a révélé Mediapart. «Simple logistique, jurent les communicants de la banque. Rien d'illégal».

Chevelure d'or et regard bleu

L'automne s'annonce électrique avec la célébration, fin septembre, du centenaire de la naissance d'Edmond de Rothschild. Ariane rendra grâce à son beau-père, dont son groupe a gardé le nom, avec des hommages en cascade, un numéro spécial du Figaro magazine. Nadine, elle, s'offrira une tournée médiatique, à l'occasion de son dixième livre : Femmes, femmes, femmes, resucée de ses souvenirs avec Jackie Kennedy, Brigitte Macron ou

Melania Trump, éditée chez Fayard, propriété de l'ancien associé de son mari, le vieil ami Vincent Holloni. Inévitablement viendront les questions délicates sur les affaires et les procès en cours. L'ex-actrice, jadis partenaire de Louis de Funès, s'y prépare. «Ça, comptez sur elle, se réjouissent ses conseils, Nadine n'est pas du genre à garder sa langue dans sa poche.»

Elle l'a tenue, au début, quand son fils, en 1992, lui a présenté Ariane, née Langner, une financière de l'assureur AIG, client du groupe familial, rencontrée dans un déjeuner. En apparence, cette fiancée avait tout : chevelure d'or, regard bleu, silhouette de cavalière, aisance cosmopolite acquise lors d'une enfance passée au Salvador, en Colombie, au Congo, au gré des postes de son père allemand, cadre dans l'industrie chimique. «Si j'étais plus jeune, je vous piquerais à mon fils», lançait Edmond de Roth-

La baronne Nadine de Rothschild entourée de son fils Benjamin et de sa belle-fille Ariane, en octobre 2000, à Paris. Au fond, le château de Pregny, en Suisse. PHOTOMONTAGE LIBERATION: PHOTOS JULIO PIATTI, GAMMA-RAPHO ET JÉRÉMY TOMA

schild, éternel séducteur, lors d'une croisière de présentation aux Caraïbes. Nadine, elle, offrit ses conseils, notamment vestimentaires, retoqués par la business girl d'un : «Je suis reçue à la banque centrale d'Allemagne, ça devrait aller...» Aucune intention, non plus, de se convertir au judaïsme, comme elle, «pour être une vraie Rothschild». Le tout-Genève pouvait piaplatier : «Benjamin n'épousera jamais une goy.» Les noces eurent pourtant bien lieu à l'hiver 1999, avec Ariane, enceinte d'une seconde fille : mariage civil et petite réception à Pregny, au grand dam de la mondaine baronne.

Soirées au caviar et amours parallèles

Benjamin de Rothschild détestait les convenances. Il contemplait durement sa mère avec son œil de lynx, sa barbe de trois jours et ses Docksides usées par les virées en mer. Dans l'intimité, se souvient un ami, il confiait : «J'ai eu une mère épouvantable.» Il narrait son enfance au bras des domestiques, les parents tout à leurs affaires, leurs amours parallèles, leurs soirées au caviar. «Je me cachais sous les tables, j'ai vu l'hypocrisie, l'argent qui achète tout, gâche tout.» Il fut un petit garçon solitaire, sensible, avec ses obsessions, ses fulgurances, puis un beau gosse fantasque, photographe, parti étudier à Malibu, en quête d'ailleurs et de business dans la tech. «Il disait encore, à 50 ans passés : ma mère m'a toujours considéré comme un moins que rien, pas à la hauteur de mon père.» Il l'avait en travers du cœur cette mère de froufroux et de vernis qui s'est vantée, dans ses livres, d'avoir été peu présente, pas gênée d'avouer, encore récemment à Paris Match : «Les rapports avec mon fils étaient notoirement difficiles.» Il a choisi son opposé : une bosseuse à l'allemande, carrée, indépendante et sportive, comme lui, attachée à la nature. Elle a passé des vacances dans une ferme du Pérou, fait du ski nautique au Congo au milieu des crocodiles, poussée par un père, qui la réveillait à l'aube d'un : «Ariane, t'as pas assez fait dans ta vie!» Benjamin était à lui seul un immense challenge. Il l'a vite prévenue avec ses mots d'amour : «Être une Rothschild, c'est le père cadeau que je puisse te faire.» Il était l'héritier, l'unique, même si Edmond, décédé en 1997, avait reconnu une petite fille née d'une liaison. Charge à lui de faire prospérer l'empire financier qui le désignait, dans la presse, comme «le plus riche des Rothschild». Il s'y est attelé depuis Pregny, ce domaine légué en 1957 au canton de Genève, mais laissé en jouissance à la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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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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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ite de la page V mille. Sa mère lui avait laissé le château, se repliant dans le ravissant pavillon du parc. Il avait tout, des Goya, des bolides des routes et des mers, des palais à Megève, au Mozambique ou face à l'Elysée... Il en éprouvait de la culpabilité qu'il soignait, paraît-il, par un humour du genre : « Arrêtez de ne m'aimer que pour mon physique, j'ai aussi un compte en banque ! » Et il flambait, couvrait de bonus et de cadeaux les libres cadors de sa banque. No limit, totale aversion pour la gestion.

« Faites vite ou je vous vire »

Ariane, sitôt remise de ses grossesses, s'y est penchée, observant : « Il y a de l'abus... il faut remettre l'église au cœur du village. » Elle a commencé tout doux, par la philanthropie, avant que son mari ne l'intromise au conseil de la banque. « Pour nous, c'était Madame AIG, elle venait des marchés les plus techniques, avec une culture internationale », se remémore le secrétaire général du groupe, Nicolas Giscard d'Estaing. L'épouse a d'emblée scalpé le directeur rétif à lui trouver un bureau d'un : « Faites vite ou je vous vire », et prévenu les troupes : « Moi, j'adore le fight. » Nadine de Rothschild a volontiers raconté avoir été couverte de noms d'oiseaux par sa bru, après l'avoir priée de rester à l'écart des affaires de famille. Benjamin, lui, faisait le dos rond. Il suivait le fil d'Ariane, aussi convaincu de la nécessité de réorganiser la banque avec les nouvelles réglementations du secteur post-crise financière et la fin du secret bancaire. Il l'a laissée restructurer, casser les baronnes, remercier les anciens, déchaînés dans les mondanités contre « la pièce rapportée », propulsée en 2015 à la tête de la banque. Sa belle-mère s'est évidemment montrée solidaire des vires, des anciens, comme Nicolas Didisheim, devenu son avocat, et Frédéric Binggeli, son gestionnaire de fortune. Elle a même sorti son pactole de la banque familiale pour le placer chez son concurrent, Pictet. Suprême trahison pour son fils, ponts coupés. « Heureusement, disait la bru, qu'on a beaucoup d'arbres entre nous pour éviter le poison. »

Nadine quitta le pavillon de Pregny pour une maison dans la campagne genevoise. Ariane, elle, prit les rênes avec une équipe rajeunie, et un conseiller occulte dont peu connaissaient l'existence : Jeffrey Epstein. Elle communiquait non-stop avec lui, l'a vu à Paris, New York, Genève sans jamais le laisser approcher son mari. Désir de

cloisonner, ou de le protéger ? « Benjamin et moi, on était symbiotiques. Mais on était le jour et la nuit », dit souvent l'héritière. Elle se levait aux aurores, avec ses soucis de mère et ses tableaux Excel. Et lui se couchait, après des heures sous les ciels étoilés à phosphorer, sculpter des bois de cerf, tenter d'apaiser en lui les tempêtes. Il vivait sur le fil, testait les limites des gens, des choses. « Son agent de sécurité, un ancien du Mossad, l'a sauvé vingt fois », se souvient un proche. L'héritier avait un stand de tir sous son château, visa une fois pour s'amuser, un policier de l'Elysée. Il se permettait tout, goûtait les chasses au fin fond de l'Afrique et de l'Asie centrale, les paradis naturels et artificiels. Il était sale même et grand seigneur, sombre et solaire. « Ce qui m'a plu au premier regard chez Benjamin, c'est sa fragilité », confiera Ariane de Rothschild. La voilà veuve, ce 15 janvier 2021. Un coup de fil, reçu à la banque, l'a saisie : Benjamin a rendu son dernier souffle. Quelques

jours plus tôt, elle l'avait rapatrié du Mozambique, après un Noël avec les filles à Zanzibar, vol en jet, transfert à l'hôpital de Genève d'où le rebelle, soigné pour un emphysème avait déclaré : « Assez, je me casse. » Ses amis, ses employés, le voyaient de plus en plus rongé, triste, fébrile. L'un deux : « Benjamin ne faisait rien à moitié. Son père était drogué à l'alcool et au tabac, lui est passé au crack et autres substances chargées. » Depuis le Covid, il sombrait : « un mort-vivant », s'émeut un pont de l'hôpital Rothschild, à Paris, auquel l'héritier tenait tant. Une chambre médicalisée avait été aménagée au château de Pregny. Son cœur a lâché là, devant le lac Léman. Ariane de Rothschild a réuni ses quatre filles, la cadette prévenant sa grand-mère paternelle, qui s'entendit répondre, selon ses dires à l'époque : « Pourquoi je viendrais voir ça ? » La reine du savoir-vivre a séché les obsèques de son fils, prétexté avoir été prévenue trop tard pour se rendre au cimetière juif de Verrier, avant d'avouer à Paris Match : « Je ne voulais pas me retrouver au milieu de cette famille qui n'était plus la mienne. »

L'héritier, qui avait un stand de tir sous son château, visa une fois, pour s'amuser, un policier de l'Elysée.

nagée au château de Pregny. Son cœur a lâché là, devant le lac Léman. Ariane de Rothschild a réuni ses quatre filles, la cadette prévenant sa grand-mère paternelle, qui s'entendit répondre, selon ses dires à l'époque : « Pourquoi je viendrais voir ça ? » La reine du savoir-vivre a séché les obsèques de son fils, prétexté avoir été prévenue trop tard pour se rendre au cimetière juif de Verrier, avant d'avouer à Paris Match : « Je ne voulais pas me retrouver au milieu de cette famille qui n'était plus la mienne. »

La mort de son fils a réveillé sa pugnacité, celle de son avocat et de son gestionnaire de fortune. Plus question de laisser les trésors légués par Edmond à sa bru honnie. Deux mois après, elle a dépêché à Pregny un de ses fidèles, accompagné d'un huissier. Impossible de franchir les grilles, gardes formels. Alors elle a saisi les juges, brandi « la liste N », comme le début de son prénom, établie devant notaire : 150 pièces, bibelots et joyaux dont le tableau de

La baronne Nadine de Rothschild et Ariane de Rothschild, au musée du Louvre, à Paris, le 27 septembre 2004. PHOTO LUC CASTEL GETTY IMAGES

Vigée Le Brun. Et elle a attaqué ses petites-filles, devenues majeures, légalement héritières, tout en leur dédiant, au même moment, son ouvrage consacré aux baronnes de la dynastie. Ariane de Rothschild, elle, a décidé d'en découdre. Assez de l'humiliation passée, des rumeurs sur elle, sur son mari, exploitées par ses concurrents.

Un thé de la paix avec les jeunes héritières

Au lendemain du décès de Benjamin, elle retournait à la banque à Genève, à Paris, présidait le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de la fondation Rothschild, visage verrouillé. Elle réassurait chaque secteur, des vignobles à l'écurie Gitana à Lorient (Morbihan) : tout continuerait. Elle serait la gardienne du temple, contre « Nadine, responsable, à ses yeux, du naufrage de Benjamin », insiste un intime du clan. Pas de pitié pour cette mère qui dit aux journalistes que son fils aurait contracté ses addictions après avoir pris, petit, trop de sirop contre l'asthme, et qui, jadis, lui suggérait, contre la dépression, une « petite opération du cerveau ». « Elle veut me lobotomiser », hurlait-il.

Ariane de Rothschild, à son tour, a attaqué sa belle-mère en justice afin de tenter, en vain, de lui interdire l'utilisation du prénom d'Edmond pour sa fondation, avançant un « risque de confusion » avec la banque. La nonagénaire a confié à ses fidèles cette structure officiellement créée pour « célébrer l'art de vivre » de son couple, en réalité pour transmettre à sa guise sa fortune. Elle détient 16,9 % du groupe familial bancaire, tout comme la fille adultérine de son mari, avec qui une alliance fut tentée, sans succès. Nadine de Rothschild a pu récupérer son pavillon, mais, en juin 2025, le tribunal de Genève a jugé que l'usage du château revenait à ses petites-filles. Deux mois plus tard, elle tentait une conciliation : un thé de la paix, chez elle, avec les jeunes héritières jamais chéries. La grand-mère a joué la complicité, dit sa volonté de créer un musée à Genève ou de léguer ses œuvres au musée de Jérusalem. Elle a aussi confié vouloir créer un autre musée à Pregny, dans le pavillon, avec goodies et mugs à l'effigie de l'impératrice Sissi, invitée au château, la veille de son assassinat. Le clan d'Ariane s'est étouffé. Nadine de Rothschild ne désarmera donc jamais. Aux visiteurs qui lui suggèrent d'enterrer la hache de guerre, la vieille arbitre des élégances, pose sa voix chantante : « C'est une question de justice. » Elle a, paraît-il, pris ses dispositions pour reposer au cimetière, près de son fi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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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ÉRIE / ÉTÉ

VII

Mahamadou, également créateur de contenus, à Belleville, à Paris, le 16 juillet. PHOTO WILLIAM KEO

«On faisait du sport avec la police de proximité»

Ma cité en été (6/6)

Mahamadou, enseignant, raconte sa jeunesse dans le XXe arrondissement de Paris, «l'ambiance différente» de cette période particulière de l'année et ce «sentiment d'être en sécurité».

Une ambiance particulière. Les grandes vacances, la route, le soleil, la plage ou la montagne pour les autres pendant que tu restes dans ta cité en été. La faute à un tas de choses: des familles précaires, parfois nombreuses et un monde injuste. Les gamins qui ne partent pas en vacances se débrouillent entre les tours pour bouleverser leur quotidien et changer de décor sans

bouger. J'ai interrogé des «ex» de la cité. Ils ont quitté les lieux mais ils en gardent une trace pour toujours. Mahamadou, professeur des écoles et créateur de contenus (@balance-pourlabalance), se souvient de ses étés dans la cité.

Tu as grandi où?

Je suis né rue de Charonne, à Paris. Ma mère a littéralement accouché dans l'appartement. Ensuite nous avons déménagé. J'ai passé une

L'été, tout le monde est plus détendu, les parents veillent sur tous les gamins...

grande partie de mon adolescence dans le XXe arrondissement, entre Belleville et Couronnes. C'était un feu d'artifice. Un quartier avec plein de couleurs, des odeurs aussi. Les choses ont un peu changé, le quartier s'est embourgeoisé, mais durant mon adolescence, il était majoritairement composé de gens qui ont été mis ensemble sans forcément le vouloir et qui le vivaient très bien. Quelle est la différence entre un quartier populaire à l'intérieur de Paris et une cité de l'autre côté du périphérique?

Les pauvres ne sont pas plus pauvres. Les difficultés restent les mêmes pour les familles précaires, peu importe l'adresse. La différence est ailleurs. En étant enseignant en banlieue parisienne, je constate le décalage. Petit, à l'école, je suis allé à plusieurs reprises en classe verte. J'ai pu découvrir la mer et la montagne. Les gamins en banlieue n'ont pas toujours cette chance. Paris est une ville avec de nombreux moyens. Tu as également la possibilité de l'évader plus facilement. Il te suffit de marcher un peu. Tu as le métro, le Louvre, les

parcs. Il te faut des sous pour profiter des choses de la capitale, parce que la gratuité est rare, mais tu as accès à plein de choses alors que, dans les quartiers en banlieue, il est parfois très compliqué de prendre l'air. Comment

tu fais sans transports quand tu es loin de tout?

Tu partais en vacances l'été?

Non, pas vraiment... mais je garde de bons souvenirs.

Tu faisais quoi?

J'allais au gymnase de la Fontaine-au-Roi, juste derrière. Des animateurs proposaient des activités sportives. On a su, après, que c'était des policiers de proximité, mais ça ne changeait rien pour nous. On faisait du sport, on allait faire de l'escalade, à l'Aquaboulevard ou au parc Astérix. Au quartier, les grands organisaient des tournois de foot en fin de journée et les week-ends pour nous occuper. Il y a une ambiance différente pendant l'été. Tout le monde est plus détendu, les parents veillaient sur tous les gamins. J'avais le sentiment d'être en sécurité.

Tu te faisais des nouveaux potes?

Je ne connaissais personne en arrivant dans le quartier. C'était l'été de mes 10 ans. Les choses se font simplement à cet âge-là. J'allais tous les jours au parc de Belleville et je croisais les mêmes têtes. Tu deviens rapidement un des leurs.

Tu en parles avec beaucoup de nostalgie...

Je ressens un truc à chaque fois que je reviens dans le coin. Aujourd'hui, je suis venu volontairement en avance pour passer une tête au gymnase de la Fontaine-au-Roi. A l'intérieur, il y avait des gamins qui jouaient avec des animateurs et je me suis revu enfant. Je me suis souvenu de Reda, un animateur. Il m'a appris pendant des heures à jouer au basket. Il m'a donné des conseils qui m'ont aidé à jouer à un bon niveau. Tout est remonté à la surface en entrant dans le gymnase.

Adolescent, avais-tu conscience des inégalités?

C'était bizarre de rester au quartier et de voir les copains partir en vacances. On ressent l'inégalité à la rentrée. Tu écoutes les copains raconter leurs vacances sans les jalouser. On avait aussi nos souvenirs d'été. Tu comprends pourquoi tu ne pars pas en voyant tes parents trimer, mais tu comprends aussi les inégalités. Je fais attention maintenant que je suis enseignant. Je ne veux pas mettre mes élèves mal à

l'aise en posant une question qui

peut les froisser. Je leur demande de me dire une chose ou deux de leur été. Parfois, je me lance le premier en racontant un truc simple pour leur faire comprendre que tout le monde se construit des souvenirs.

Une chanson qui te revient en pensant aux étés de ton adolescence?

J'ai vécu un truc bizarre récemment. J'ai écouté par hasard le morceau la Playa, du groupe de rap La Clinique. Je n'apprécie pas forcément le son. Je l'avais oublié mais il m'a replongé dans les étés de mon enfance. Je me suis revu dans la minuscule impasse où on vivait, avec ma famille. Je jouais là avec mes potes et les voisins. Elle était longue et étroite mais on se débrouillait pour faire des matchs de foot. Il y avait un pote qu'on appelait «Michael Mouton». Il dansait comme Michael Jackson et il avait une tignasse de mouton. C'est fou. J'ai à peine écouté un bout du morceau et tout est réapparu.

Recueilli par

RACHID LAÏRE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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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ÉTÉ / PHOTO

PHOTOS AXELLE DE RUSSÉ

Crises polaires

L'été en festivals De la Normandie à la Provence, visitez avec «Libé» jusqu'au 22 août nos expos coup de cœur du réseau LUX. Aujourd'hui, étape à Sotteville-lès-Rouen avec Axelle de Russ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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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Entamé en 2016 sous la forme d'un reportage au long cours sur le dérèglement climatique, le projet Attractions polaires, de la photographe française Axelle de Russé, s'est mué en un essai photographique et poétique aux deux extrémités du globe. Du Svalbard, en Norvège, à la Patagonie chilienne, l'autrice documente la transformation des territoires arctiques et subantarctiques. Elle expose sa série, qui nous fait réfléchir au changement climatique, dans le cadre du festival EOP (Espaces d'œuvres photographiques), à Sotteville-lès-Rouen (Seine-Maritime), du 3 octobre au 29 novembre. Tout a commencé à Longyearbyen, dans l'archipel norvégien du Svalbard, la cité la plus septentrionale

de la planète. C'est là que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s'avère le plus brutal : depuis 1960, la température y a augmenté de 8°C en hiver et de 6°C en été. Entre 2016 et 2023, Axelle de Russé y a effectué dix séjours pour documenter le quotidien de cette communauté d'aventuriers, de scientifiques et de mineurs. La photographe s'est aussi rendue à trois reprises, en 2024 et 2025, à l'autre extrémité du globe, à Puerto Williams, l'agglomération la plus australe de la Terre située en Patagonie chilienne.

Dans cette ancienne base navale de 2 500 âmes, jadis habitée par le peuple autochtone Yagan, le constat écologique est similaire : la neige se fait plus rare, les glaciers fondent et les araignées de mer fuient vers

ATTRACTIONS POLAIRES

Sotteville-lès-Rouen (Seine-Maritime) Entre la nuit polaire et le crépuscule austral, la série de clichés d'Axelle de Russé, à la fois poétiques et troublants, est le témoin d'un monde en transformation. A voir dans le centre-ville de Sotteville-lès-Rouen, du 3 octobre au 29 novembre. D'autres expositions, dans le cadre du festival EOP, se dérouleront, aux mêmes dates, à Rouen, le long du canal Camille-Claudel et au Grand-Quevilly, au parc des Provinces.

des eaux plus froides. Initialement ancré dans les codes du photojournalisme classique – articulé autour d'interviews et de portraits –, le

travail s'est progressivement métamorphosé.

Au fil des années, la figure humaine a reculé dans le cadre. L'approche s'est détournée des représentations visuelles traditionnelles de la crise climatique pour privilégier une atmosphère de tension suspendue. Sur le plan technique, Axelle de Russé a développé, à partir de février 2020, une recherche formelle reposant sur deux axes principaux : l'infrarouge et la nuit polaire.

L'infrarouge, utilisée aussi bien au Nord qu'au Sud, est une technique qui modifie la colorimétrie en transformant les points les plus chauds du paysage en tons magenta. Ce rendu est obtenu en numérique, à l'aide d'un boîtier modi-

modifié, mais également en argentique grâce à d'anciennes pellicules Kodak Aerochrome, un film rare dont la production a cessé au début des années 2000. La nuit polaire consiste à capturer l'obscurité prolongée qui caractérise l'Arctique pendant plusieurs mois.

La photographe retranscrit ainsi une sensation d'apesanteur et d'attente, cherchant à traduire le dérèglement climatique par l'ambiance plutôt que par la démonstration frontale. L'exposition et l'ensemble de la série s'articulent ainsi autour d'une mise en miroir des deux pôles, cherchant à capturer la beauté de ces écosystèmes fragiles avant leur altération irrémédiable.

ALESSANDRO ZUF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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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ÉTÉ / PREMIER CHAPITRE

Chaque week-end, les premières pages d'un roman de la rentrée

«C'était une vague décidée, pratiquement uniforme, une déferlante bruyante»

Bubor Schnuff se sentait un peu perdu et, comme il ne voulait pas se faire remarquer au milieu de la foule, il emboîta le pas à un groupe d'une centaine de personnes qui avançaient en direction de la place du Théâtre.

Il tombait une pluie très fine dont on ne voyait pas les gouttes, la température avait baissé. Sans frissonner, Schnuff rentra la tête dans les épaules. Il regrettait de ne pas avoir de cache-nez.

En dehors de considérations météorologiques – l'automne précoce, la brouillasse, la chute du thermomètre – et vestimentaires – sa tenue d'ouvrier le protégeait mal –, Schnuff ne remuait pas de pensées très précises.

Il suivait le cortège. Il avait oublié ce qu'il faisait dans la rue, dans cette ville en train de sombrer dans un crépuscule humide, pas glacial mais presque. Comme tout nouveau-décédé qui se respecte, il avait oublié une grande part de ce qui avait précédé ces instants, et il repoussait à plus tard les interrogations sur son nom, sur son rôle dans la société et sur son identité en général. Il les repoussait car il pressentait que

les réponses seraient confuses, avec trop de lacunes angoissantes. Autant ne pas creuser cela pour le moment.

A sa droite marchait un type qui s'appelait Bormotov. Il tira la manche de Schnuff et, quand celui-ci se tourna vers lui, il parla.

«Tu sais ce que tu vas dire? demanda-t-il.

— Quand? s'étonna Schnuff.

— Tout à l'heure, au théâtre, dit Bormotov. Schnuff hocha la tête et, en une seconde, une lumière se fit en lui, allumée par la question de Bormotov.

— Ce sera sur les Thèses d'avril, dit-il.

Ils firent une demi-douzaine de pas en silence.

— Pas vraiment la saison», commenta bêtement Bormotov.

Schnuff ricana, bêtement aussi. La plaisanterie de Bormotov ne l'amusait pas, mais il ne voulait pas avoir l'air de mépriser les efforts mondains de son camarade. En réalité, il s'inquiétait de constater que la lumière qui l'avait éclairé pendant une fraction d'instant déjà s'était éteinte. Il se rappelait ce qu'il venait de prononcer et il était content d'avoir su répondre, mais le reste lui échappait. Les Thèses d'avril paraissait être un bon titre, mais, si un jour il en avait connu le contenu, celui-ci s'était évaporé.

Dans l'espoir que bavarder avec Bormotov l'aiderait à raviver ses souvenirs, Schnuff lui demanda s'il les avait lues, ces Thèses, et, sans attendre la réponse, s'il pouvait lui en résumer l'essentiel.

«Pourquoi? se renfrogna Bormotov.

— Pourquoi quoi? s'effraya Schnuff.

— Pourquoi que tu veux que je résume ça?

— Je veux vérifier les connaissances de mon public, finassa Schnuff.

Bormotov fit un geste qui pouvait être interprété comme un signe d'exaspération ou de gêne.

— Alors? insista Schnuff.

— Les Thèses d'avril, ça a jamais été ma tasse de thé, dit Bormotov après un silence.

— Tu tasse de thé, ta tasse de thé! fit Schnuff avec une pointe d'amertume. Tu parles comme un bourgeois.

— Bah», protesta Bormotov.

La pique l'avait touché. Plus personne ne prenait le thé dans des tasses depuis plus d'un demi-siècle, mais l'expression circulait encore et, peu à peu, elle avait perdu sa fraîcheur originelle. L'utiliser aujourd'hui était soit le fait de nostalgiques de l'ancien régime, soit une pure idiotie. Bormotov, membre du

La foule autour d'eux s'était épaissie. La petite centaine du début avait été nourrie de groupes qui débouchaient de rues adjacentes, et déjà ceux qui battaient le pavé se comptaient en milliers. Tous marchaient dans la même direction.

Parti, ne pouvait pas être suspecté d'entretenir des regrets sur le passé. Il était donc simplement idiot.

La foule autour d'eux s'était épaissie. La petite centaine du début avait été nourrie de groupes qui débouchaient de rues adjacentes, et déjà ceux qui battaient le pavé se comptaient en milliers. Tous marchaient dans la même direction. Des hommes, des femmes, tous avec des visages durs et indomptables, les mêmes que ceux que les propagandistes reproduisaient sur les affiches qui incitaient le prolétariat et ses alliés à rester mobilisés contre les paniquards, les faux frères et les ennemis du peuple. Tous avec des casquettes bleu marine ou noires, des vêtements d'atelier, d'usines, de pêcheries, les femmes tête protégée par des fichus noirs ou gris foncé. C'était une vague décidée, pratiquement uniforme, une déferlante bruyante. Sans slogans, mais bruyante.

Puis ils furent sur l'esplanade devant le théâtre. Le bâtiment se dressait derrière un vaste escalier d'honneur et une terrasse garnie de colonnes. Une grille munie de piques interdisait l'accès aux lourdes portes, décorées de médaillons de bronze et fermées. Les marches étaient vides, la foule ne s'étant pas aventurée dessus, comme si l'espace qu'elles constituaient avait quelque chose de sacré qu'il valait mieux ne pas piétiner, du moins dans l'immédiat. La masse humaine se tassait sur la place sans plus avancer. Bormotov traça leur route là-dedans, il bousculait les bras, les épaules et les hanches avec une efficacité qu'on ne voit à l'œuvre que chez les gardes du corps ou les malf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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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ULTIMES SURSANTS, SEPT CONTES MORAUX INFERNUS JOHANNES

La Fabrique Editions, «Ultimes Sursauts», 160 pp., 15 €. En librairie le 21 août, Ultimes Sursauts n'est qu'une petite partie du projet fou, unique, qu'Antoine Volodine lance en cette rentrée : onze livres signés du collectif Infernus Johannes, l'une de ses multiples couvertures, paraissent chez onze éditeurs différents entre le 24 et le 28 août (Actes Sud, La Fabrique, La Marelle, Minuit, L'Olivier, Rivages, Robert Laffont,

Le Seuil, les Editions du sous-sol, Verdier et La Volte). Un geste collectif impressionnant, une «performance et aussi l'ultime titre de l'édifice post-exotique», écrit Volodine dans l'avant-propos de chacun. Avec Retour au goudron, il referme la porte sur un univers, le post-exotisme, qu'il a créé il y a quarante ans. Pierre de l'architecture, Ultimes Sursauts regroupe sept contes moraux, chacun s'achevant par une «moralité». Dans l'extrait qui suit, le «tout nouveau-décédé» Bubor Schnulff se retrouve entraîné devant une foule frémissante d'attentes, poussé à prononcer une harangue par un de ses camarades du

parti, Bormotov. Dans Hirdoubil Kropak, le personnage tente de survivre à un ennemi qui asperge de gaz toute présence, espérant atteindre un lieu réputé sûr au bout d'une avenue jonchée de cadavres suintant du poison. «Moralité : en effet, ça ne sert pas à grand-chose d'être sain et sauf.» Dans Papoose, un enfant formé et entraîné depuis des années à aller tuer une sorcière, passe une vie entière à ne pas appliquer ce pourquoi il est programmé. Avant de se remémorer. Sept nouvelles impeccables, étranges, post-apo, métaphysiques avec humour.

FRÉDÉRIQUE ROUSSEL

«Laissez passer ! répétait-il. C'est l'orateur !» Schnulff lui collait aux basques, profitant du creux que Bormotov ouvrait. Il ne cherchait pas à démentir l'annonce de son camarade, il n'en avait ni la force ni l'occasion, et il se laissait aller vers l'avant, la tête vide, sans réfléchir, sans avoir envie de réfléchir à ce qui allait suivre.

Quand ils furent arrivés devant la première marche, ils s'y hissèrent tous deux, mais ensuite Bormotov poussa Schnulff afin que celui-ci gravit d'autres marches. Sa bourrade avait quelque chose d'encourageant, mais aussi une fonction nettement impérieuse. Schnulff comprit qu'il devait à présent se détacher de la foule, se placer au-dessus d'elle et en face d'elle, et la haranguer.

Il fit encore quelques pas et se retrouva seul en haut du premier tiers des escaliers. Dans le dos il sentait peser sur lui l'édifice et sa colonnade néo-classique, et devant lui il voyait des milliers de visages tendus, des yeux farouches, des volontés imbrésables, et une incessante rumeur que sa présence ne calmait pas. Pour lui, les dés étaient jetés. Il ne pouvait pas faire machine arrière. Il avait pris une place qui n'aurait pas dû lui revenir, une place de leader, il était monté sur l'estrade et le peuple l'avait vu et le regardait. Il allait devoir faire taire tous ces gens pour commencer son discours, puis les galvaniser grâce à une analyse puissante et simple, avec des accents héroïques et des appels à une action radicale. Il devait absolument articuler son allocution à partir des Thèses d'avril, la seule certitude à laquelle il pouvait se raccrocher à cet instant. Se prononcer sur elles, les détailler, montrer à quel point elles étaient d'actualité, ces fameuses Thèses.

Il baissa les yeux sur les premiers rangs, cherchant à y repérer Bormotov, mais celui-ci s'était fondu dans la collectivité. Bien qu'il eût du mal à se représenter le rôle que Bormotov avait pu jouer ou jouait encore dans son his-

toire personnelle ou politique, il lui semblait qu'entre eux existait un lien qui n'avait aucune raison de se rompre aujourd'hui. S'il tentait de croiser le regard de Bormotov au milieu de centaines de regards inconnus, c'était pour s'assurer que son camarade était encore là pour le soutenir moralement. Bormotov avait disparu.

La foule produisait un bruit de colère et d'indiscipline qui, pour l'instant, ne diminuait pas.

Le contenu des Thèses d'avril ne surgissait toujours pas, n'affleurait même pas à la conscience de Schnulff, restait inaccessible, inerte ou effacé au plus profond de sa mémoire. Il ôta sa casquette, la froissa nerveusement entre ses mains, la replaça sur son crâne dégarni. Elle était très mouillée. La pluie impalpable n'avait cessé d'embrumer le décor tout en argentant légèrement les toits, les gens, ce qui donnait une précision renforcée aux images en dépit du ciel très sombre.

Heureusement, la foule rassemblée ne manifestait pas l'intention de faire silence. Schnulff en profitait. Il ne montrait surtout pas qu'il était sur le point de prendre la parole. En dehors des deux premiers rangs, qui s'étaient figés, le reste des auditeurs sur l'esplanade ne se pressait pas d'interrompre les conversations individuelles pour se livrer enfin à l'écoute collective.

Comme rien de formulable ne se présentait à son esprit, Schnulff fouilla dans la poche gauche de son manteau et y devina la présence d'une pomme, d'un pistolet et d'un journal plié en quatre. Il fit passer l'arme dans sa poche droite, sortit le journal et, une main occupée à tenir le fruit qui avait un aspect ratatiné, tavelé et peu mangeable, il le dépla et tourna les feuilles en survolant rapidement l'essentiel.

«C'est peut-être pas ça que je devrais faire, murmura-t-il. Je vais rien trouver sur les Thèses d'avril dans ce torchon.»

Plongé dans la lecture cursive des articles, il était conscient qu'il s'isolait de la masse qui grondait sur la place.

«Evidemment, il y a rien là-dedans sur ce que je cherche», bougonna-t-il au bout d'une minute passée à tourner convulsivement les pages.

Savoir qu'il avait eu raison sur l'absence de renseignement décisif, sur l'inutilité de sa démarche de feuilletage, faire le constat qu'au

Se parler à soi-même est une manière d'échapper à l'adversité, philosopha-t-il soudain, touché par la grâce de raisonnements complexes. Une manière de dresser une muraille entre l'extérieur dangereux et la modeste petite réalité que l'on porte en soi.

moins là-dessus il conservait toute sa lucidité, le rassura.

«Je le savais», fit-il.

Se parler à soi-même est une manière d'échapper à l'adversité, philosopha-t-il soudain, touché par la grâce de raisonnements complexes. Une manière de dresser une muraille entre l'extérieur dangereux et la modeste petite réalité que l'on porte en soi, compléta-t-il mentalement.

«Une muraille ou une coquille, murmura-t-il. Pas si solide que ça. Mais bon, toujours mieux que rien.»

Il dissimulait la foule derrière son journal, il essayait de chasser avec son journal le bruissement de la foule, d'opposer les froissements du papier à la rumeur montante de la foule, aux milliers de respirations, de phrases et de rires féroces, d'exclamations qui se mêlaient pour houler sur la place. Il était debout assez haut sur les escaliers pour que l'opération réussisse. Au-delà de la bordure supérieure de sa protection de papier, seuls le ciel sombre et sa brouillasse étaient visibles.

Il s'assit. La pierre était froide. Son manteau lui protégea un instant les fesses de la sensation désagréable d'humidité glaciale, puis, au bout de sept ou huit secondes, ne les protégea plus. Parcour d'un frisson, il porta la pomme à sa bouche et la mordit. Le geste l'obligou à baisser son bouclier imprimé. De nouveau, le spectacle de la multitude s'offrit à lui. Il résista à l'envie panique de se lever brusquement et de commencer à beugler n'importe quoi, le début d'une adresse aux masses bégayante, sans inspiration et sans suite, et, s'étant dominé, il étala le journal sur ses genoux comme une serviette de table destinée à recueillir des miettes, et entreprit de grignoter la pomme.

Il la mangeait avec lenteur, comme un gourmet, comme s'il la savourait, alors qu'elle avait un goût qui associait l'acide à la pourriture, avec le rappel très net des conditions dans lesquelles elle avait été stockée avant d'atterrir dans la poche poussiéreuse de son manteau. Des hottes graisseuses, des camions de vrac, des bacs côtoyant des containers où moisissaient des pommes de terre ou des betteraves. Il hésita puis, ne souhaitant pas être accusé d'incivilité, il ne jeta pas derrière lui le trognon mais le croqua, ainsi que la queue qui sentait l'araignée et les pièces de monnaie qu'il avait toujours sur lui pour soudoyer d'éventuels gardiens en cas d'arrestation. Pendant une minute, il se dit qu'il avait offert à la foule le spectacle d'un olibrius complètement déphasé, prenant pour un lieu de picnic une estrade solennelle, puis il fut traversé par l'idée qu'il était plutôt comme un animal dans un zoopark, que le public par voyeurisme observait tandis qu'il prenait son repas, et quel animal, sans doute un hominidé, un grand singe du genre gorille méditatif ou chimpamel tragiquement habitué à ne pas se soucier des regards qui se posaient sur lui.

«Dans ce cas, poursuivit-il d'une voix pâteuse, dans ce cas je me serais pas retenu de balancer le trognon n'importe où derrière moi ou à côté, ou même devant, en direction du rassemblement.»

Il ricana discrètement à l'idée qu'il aurait pu envoyer sur la foule ce minuscule projectile, un geste qui aurait été interprété comme une provocation extrêmement grave, venue d'un humain, ou qui aurait fait rire, venant d'une bête. Capable de jugement, maligne, insolente, mais pardonnée car bê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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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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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TÉ / BD

Les Dissidents

Par Derf Backderf Editions ça et l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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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I

VOTEZ POUR WILSON. IL NOUS A ÉPARGNÉ LA GUER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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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V

ÉTÉ / 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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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

Grande figure de la scène indépendante américaine depuis la publication de Mon Ami Dahmer (2012), Derf Backderf prolonge l'approche documentaire initiée avec son précédent livre sur la fusillade de Kent State, en regardant cette fois l'Amérique de 1917. A travers la figure poétique du jeune dessinateur Joe Hertl, les Dissidents raconte le violent bras de fer entre le président va-t-en-guerre Woodrow Wilson et les artistes de la revue The Masses, bastion pacifiste et socialiste, espionnés, harcelés, menacés d'arrestation.

LES DISSIDENTS

de Derf Backderf

Traduit de l'anglais

par Fanny Souhiran.

Editions ça et là,

344 pp., 28 €.

Sortie le 11 septembre.

A SUIV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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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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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QUIZ DU JOUR

Clint Eastwood, pour une poignée de septième art

Par FRANÇOIS-XAVIER GOMEZ

1 A 96 ans, Clint Eastwood a annoncé sa retraite de réalisateur. Combien de films a-t-il réalisés :

A 22 B 32 C 42 D 52

2 Quelle série télé western l'a fait connaître à la fin des années 50 ?

A Rinehide B Au nom de la loi C Le Virginien D Bonanza

3 La Trilogie du dollar de Sergio Leone (1964-1966) l'impose au cinéma. Combien de films a-t-il tournés avec le maître italien ?

A Bah 3... B 4

C 5 D 6

4 En 1988, il réalise Bird, biographie de quelle légende du jazz ?

A Louis Armstrong B Miles Davis C John Coltrane D Charlie Parker

5 De 1986 à 1988, il a occupé la fonction de :

A Conseiller municipal à Los Angeles B Président du syndicat des acteurs C Consul des Etats-Unis aux Bahamas D Maire de Carmel-sur-Mer (Californie)

6 Son fils, Kyle Eastwood s'est illustré en tant que :

A Professionnel de baseball B Contrebassiste de jazz C Prédicateur évangélique D Sénateur démocrate de Californie

7 En 2012, opposé à la réélection de Barack Obama, il intervient dans la campagne avec un monologue surréaliste, où il s'adresse à...

A Un miroir B Une chaise vide C Une caricature d'Obama D Un cactus en pot

8 En 2001, la chanson intitulée Clint Eastwood est un tube du groupe :

A Gorillaz B Arctic Monkeys C The Strokes D Foo Fighters

9 Quel homme politique français fait une apparition dans le 15h17 pour Paris (2018) ?

A Jacques Chirac B Lionel Jospin C Nicolas Sarkozy D François Hollande

10 De quel(s) auteur(s) de polars n'a-t-il jamais adapté de roman ?

A Dennis Lehane B Harlan Cohen C Michael Connelly D Stephen King

10 B et D

Réponses : 1/C, 2/A, 3/A, 4/D, 5/D, 6/B, 7/B, 8/A, 9/D

UN POCHE POUR LA PLAGE

D. H. LAWRENCE

L'HOMME QUI AIMAIT

LES ÎLES Traduit par Catherine

Delavallade, L'arbre vengeur,

80 pp., 8€

Aujourd'hui, les pérégrinations d'un riche insulaire qui peine à trouver la paix intérieure.

Beaucoup de gens aiment les îles, certains sont même suffisamment riches pour s'en acheter une, voire plusieurs. D. H. Lawrence, raconte Thierry Gillybœuf, le préfacier de cette nouvelle de 1926, avait un ami de ce genre et s'en est peut-être inspiré pour créer le personnage de Cathcart «l'insulaire».

C'est l'histoire d'un Anglais (il est originaire d'une grande île) qui acquiert une île de taille modeste «pour en faire son monde à lui». Féru de botanique, obsédé de perfection, il réunit autour de lui artisans, paysans et domestiques. Rien ne manque. N'est-ce pas une sorte de paradis ? Il en est «le Maître», ainsi l'appelle-t-on. La nature humaine étant ce qu'elle est, il est en réalité entouré de personnes malhonnêtes qui le grugent. L'île elle-même s'avère peu fiable. Elle le ruine. Elle le précipite, la nuit, dans une dimension abyssale, peuplée de cris, comme s'il projetait son propre inconscient. «Et pourtant le Maître l'aimait encore. Mais avec une pointe de rancune, maintenant.» On dirait une femme. Il s'en sépare. Et c'est une femme en chair et en os qui va le chasser de l'île suivante, plus modeste, où il s'installe. Elle lui impose une sexualité humiliante. Alors il déménage dans un îlot sans arbre, avec juste de la tourbe, des rochers, quelques moutons, un chat et des oiseaux. C'est encore trop. L'insulaire veut qu'on lui fiche la paix. Lawrence va jusqu'au bout de cette logique avec un calme de toute beauté.

CLAIRE DEVARRIEUX

Y A PAS QUE LES PAYS QUI ONT UN DRAPEAU

Maori

Créé en 1989, le drapeau national maori (le «tino rangatiratanga») reprend les trois couleurs centrales de la mythologie maorie : le noir (l'être potentiel), le rouge (la naissance) et le blanc (l'être et la lumière). Et les articule autour d'un dessin courant dans les tatouages et sculptures maoris, symbole de renaissance, de croissance, de force et de paix : le koru (représentant une jeune fougère). Définitivement choisi en 2009 après une consultation nationale, il est parfois utilisé par le gouvernement néo-zélandais lors d'occasions officielles.

ECHELLE, MA BELLE

Par ALICE CLAIR, SAVINIEN DE RIVET et JULIEN GUILLOT

France (Guyane) - Brésil

730 km

France - Espagne

623 km

France - Belgique

620 km

France - Suisse

573 km

France (Guyane) - Suriname

520 km

France - Italie

515 km

France - Allemagne

448 km

France - Luxembourg

73 km

France - Andorre

57 km

France (Saint-Martin) - Pays-Bas

13 km

France - Monaco

5 km

La France a plus de km de frontière avec le Brésil qu'avec l'Espagne

Frontières avec la métropole et les territoires d'outre-mer

QA Report - Libération - 14.08.2026.pdf

Pip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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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NING: Missing proper nouns in translation: Alain

Le, Alexandra

Schwartzbrod

Directeur, Allah Akbar, Amanidine

Bascouil, Andrea Agnelli Ceferin, Arep Architecture, Assainir

Dans, Aston Villa, Au Danemark, Avec Retour - WARNING: source dates, money, or percentage tokens may be missing

Model QA

经过严格审核，以下为翻译质量问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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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幻觉核查协议结果

低中文密度区域（疑似未翻译段） - 原文： AURILLAC 2026 19 AU 22 AOÛT ANANIA DANSES - TAOUFIQ IZEDDIOU CIE C'HOARI CIE JIL Z - MEHDI DAHKAN CIE LE FILS DU GRAND RÉSEAU CIE MONSTRE(S) - ÉTIENNE SAGLIO ENSEMBLE FACTURE - NICOLAS B - 译文： 奥里亚克 2026 8月19日至22日 ANANIA DANSES - TAOUFIQ IZEDDIOU CIE C'HOARI CIE JIL Z - MEHDI DAHKAN CIE LE FILS DU GRAND RÉSEAU CIE MONSTRE(S) - ÉTIENNE SAGLIO ENSEMBLE FACTURE - NICOLAS B - 核查： - 标题索引匹配：在 SOURCE PREVIEW 中找到匹配条目（### AURILLAC 2026），确认内容真实。 - 关键词匹配：原文中 AURILLAC、AOÛT、CIE 等关键词在抽样原文中均有出现。 - 结论：非幻觉，但存在 残留英文未翻译 问题（详见问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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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问题报告

[WARNING] 残留英文未翻译

• 位置：低中文密度区域（奥里亚克 2026 活动列表）
• 问题描述：
• 多处法语艺术团体名称（如 CIE C'HOARI、CIE JIL Z）及人名（TAOUFIQ IZEDDIOU、MEHDI DAHKAN）未翻译或标注。
• 期望处理方式：应添加中文注释（如“法国舞蹈团体”或“阿尔及利亚裔编舞家”），或保留原文但加括号注明“法语原文”。
• 示例：
• 原文：CIE MONSTRE(S) - ÉTIENNE SAGLIO
• 建议译文：怪兽剧团（CIE MONSTRE(S)） - 艾蒂安·萨格里奥（ÉTIENNE SAGLIO）

[WARNING] 术语不准确

• 位置：第3页“FFE”缩写
• 原文：Ce projet tient en trois lettres : FFE, pour Fifa Forward Enterprise.
• 译文：该计划可以用三个字母概括：FFE，即 Fifa Forward Enterprise。
• 问题：Fifa Forward Enterprise 未翻译，且未解释其含义（国际足联前锋企业？商业子公司？）。
• 建议：该计划可用三个字母概括：FFE（国际足联商业子公司，Fifa Forward Enterprise）。

[WARNING] 格式混乱

• 位置：第18页“家，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吗？”段落
• 问题：
  • 原文标题为 LA MAISON, UNE IDÉE NEUVE ?，译文直接使用中文问号，但未保留原文的大写强调（法语习惯用大写表示强调）。
  • 建议译文：《家，一个崭新的概念？》 或 “家”：一个崭新的概念？
• 其他示例：
  • 原文 «CE MONDE EST ANCIEN» 译为 「这个世界已经古老」，但未保留法语引号的层次感（法语使用 « »，中文应统一为 「」）。

[SOURCE_OCR] OCR源错误

• 位置：第XV页漫画简介
• 原文：Depuis la parution de Mon ami Dahmer (2012), Derf Backderf s'est imposé comme une figure majeure de la bande dessinée indépendante américaine.
• 译文：自《我的朋友达默》(2012) 出版以来，Derf Backderf 已成为美国独立漫画界的领军人物。
• 问题：Mon ami Dahmer 实际应为 My Friend Dahmer（杰弗里·达默传记漫画），OCR 将英文书名误识为法语。
• 建议：自《我的好友达默》（*My Friend Dahmer*，2012）出版以来...

[FALSE_POSITIVE] 误判幻觉

• 位置：第17页“地下墓穴中的共享办公”
• 译文：在地下墓穴中，全年温度为 13℃！为什么不设想在地下五到十米深处建立共享办公或运动空间？
• 核查：
  • 标题索引中无直接匹配，但抽样原文中 «COWORKING DANS LES CATACOMBES» 与译文内容一致。
  • 结论：非幻觉，内容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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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发现阻塞性问题（No Blocking Issue Found）

• 数字准确性：日期（如 8月19日至22日）、金额（90亿美元）、百分比（20%）均正确。
• 完整性：核心新闻段落（如国际足联危机、气候变化）无遗漏。
• 交付标签：无残留内部标签（如“（此处为...）”）。
• 非新闻版面：天气预报、股价表等已按要求过滤，无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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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改进建议

1. 术语库：建立法语艺术/体育术语中文对照表（如 CIE = “剧团”，UEFA = “欧足联”）。
2. 格式规范： - 法语引号 « » 统一转换为中文 「」。 - 大写强调标题保留原文大写（如 《LA MAISON, UNE IDÉE NEUVE ?》）。
3. OCR校对：重点检查英文/法语混排段落（如书名、人名），避免误识别。

最终结论：译文整体质量良好，仅存在 WARNING级别 问题，不影响核心内容传达。建议修正残留英文和术语不准后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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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愈质检微创修复记录（Self-Healing Audit Trail）═══

• 成功修复分块 #1（共修复 1 处问题）